破除隐私计算的迷思:治理科技的安全风险与规制逻辑

在数据要素化国策下,治理科技是强监管形势的适应性产物,兼具“合规”和“赋能”的双重属性。然而,多方利益失衡、责任主体虚化、过程监管薄弱等结构性问题,催生了“赋能”反噬“合规”的反治理风险。诸如隐私计算等技术虽然以数据安全处理作为技术目标,但始终无法破除“治理—反治理—再治理”的逻辑怪圈。区块链、人脸识别、算法推荐等技术的规制实践已经证明,法律规制固有的“一对一”模式正在疲于应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因此,治理科技的反治理风险规制应当回归到“法律、技术、市场和社群”的协同规制图谱中,实现“代码即法律”和“法律即代码”的双向治理效果。

平台协议治理挑战及其规范改进

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协议作为沟通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配置着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数字科技的深度应用和平台的“数字利维坦”属性使平台协议兼具“协议”与“规则”双重面向,也为平台消费者保护带来新挑战,如信息不对称、经济力量悬殊、数字化格式合同不公平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的优化平台协议规则专项行动聚焦平台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重点内容,体现了我国平台协议治理模式的逻辑转变,即由“理性经济人”传统私法模式、“父爱主义”强监管模式转向公私协同的经济法治理模式。构建起一体化的行政规制体系、平台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及便捷畅通消费者权益救济路径是未来优化平台协议治理的重要方式。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货币市场基金改革方向初探

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富有活力及韧性的金融业是保障我国社会发展行稳致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作为我国金融产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市场基金在发展中不断显露出新特点、新问题,货币市场基金的稳定发展对金融安全的维护有重要意义,应从完善货币市场基金相关制度、筑牢货币市场基金相关风险“防火墙”、优化货币市场基金供给等方面入手,强化货币市场基金的健康稳定发展。

异化的网络评论——再论网络暴力信息的阶段化治理

频发的网络暴力事件正在侵蚀网络信息内容生态和网络舆论安全,甚至造成受害人精神失常和自杀等严重后果。然而,侵害人众多、损害结果难认定、因果证明困难等问题导致网络暴力治理迟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法律解释说”和“多元主体共治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惩戒网络暴力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但是网络暴力事件是一个群体性、持续发生的社会治理问题,仅仅通过个体层面的法律责任追究并不足以有效阻止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从信息传播视角来看,在匿名性心理导致的去抑制化效应、“沉默的螺旋”效应以及拟态环境的作用下,网络暴力的形成需要经历“零星负面信息发布—社会热点事件促成观点激化—网络暴力事件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扩大网络暴力事件损害结果”这四个阶段。因此,应当通过降低和控制网络暴力事件形成过程可能导致风险异常的关键环节,形成以基础制度、风险控制机制以及特殊主体义务体系为内容的阶段化治理架构。

美欧对俄金融制裁加速全球经济体系重构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对俄发动极限金融制裁,意图摧毁俄经济基础。制裁切断俄对外金融联系,打击俄对外贸易,导致卢布暴跌,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对俄罗斯经济、金融运行造成严重影响。美欧凭借全球金融、贸易的主导地位,对俄发动全面金融制裁,肆意冻结俄罗斯储备资产,把一个主权国家的金融与贸易排除在全球体系之外,充分暴露了当今全球经济体系被西方霸权操控的本质,也暴露了西方一直标榜的“自由市场”“公平竞争”等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所谓规则、秩序的虚伪性、利己性,也提出了大国博弈激化形势下对国家金融安全的警示。

拜登政府数字治理的特征、趋势及应对

2016年以来,在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数字治理领域,隐私保护、反垄断、平台责任等议题流行。与欧盟基于人权视角意在追求公平的数字发展收益分配权,以及我国主要依靠内生市场、治理的核心意在做好统筹,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为公正和谐的平台经济发展格局不同,美国作为能够全球布局、全球收割的最大数字利益既得者,其数字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维护美国数字产业霸权,并基于数字霸权去夯实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投射力。拜登政府时期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安全合作手腕,压制与欧盟在传统数字治理领域的争议,同时协同跨大西洋和“印太战略”,利用G7、美日澳印等小圈子,借力欧盟,增强美方在大数据、人工智能、5G、机器人、半导体等通用技术层面的规则话语权,充分理解拜登政府数字治理政策体系的内在逻辑,将对我国应对国际数字治理挑战、优化数字治理框架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