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重塑——从“气候俱乐部”到“碳边境调节”

“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是欧美发达国家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气候治理有效性不足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气候俱乐部”通过对其成员给予排他性报偿和对非成员实施惩罚性措施得以运行,“碳边境调节”通过碳定价调节国内生产和国际进口产品的碳减排成本。两者在政策目标、类型、工具和政策扩散等方面存在一定共性和差异性特征,并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不仅削弱了联合国框架下多边气候治理合作的有效性,引发气候领导力争端,加剧治理碎片化和复杂化趋势,也通过单边主义方式改变既有气候外交和全球治理的互动模式,形成国际贸易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兼容性困境。中国既是“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的施压对象,也是相关国家不可缺少的合作者。中国坚持多边合作机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公平、公正的碳中和秩序,有效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加快建立国内碳市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海洋安全治理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随着海洋风险的日趋复杂化,海洋安全不仅包括以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为主体的要素,也因海洋环境保护和“蓝色经济”发展等议题的引入而使得安全要素范畴不断扩大,专业化趋势日益加强,且不同安全议题的互动愈加频繁。现行国际治理秩序存在明显局限性,包括国际制度约束松散、权力政治逻辑显著、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交织、国家应对能力建设不足、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等,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海洋安全议题。中国以多元行为主体界定海洋安全治理,以多层次治理模式建构海洋安全治理框架,以恰当手段联动完善海洋安全治理路径,并以短、中、长期目标结合方式,确定海洋安全治理的基本原则。中国正加强应对海洋安全风险的能力建设,从理念、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等维度优化海洋安全治理,推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秩序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