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与差异:明代北京的民俗宗教

明代北京存在着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多种庙宇,其中有些神灵被纳入官方"祀典",有些则属于民间"私祀",但是否纳入祀典,并非"正祀"和"淫祀"的明确分界。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宗教因素相互交融,成为一种统一的宗教,这就是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民俗宗教。民俗宗教体现在从国家礼仪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按照时令节日,在家中或到特定的宗教场所进行祭祀、祈祷、进香等活动,是民俗宗教最重要、最直观、最集中的展现。从明代中叶开始,围绕到寺观神庙的祭拜贡献等活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香会,它们的规模日趋庞大、组织日趋复杂。民俗宗教虽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但其内部并非混融无间,不同阶层和身份之间往往会表现出明显差异。

关于明朝的籍贯与户籍问题

王毓铨辨析"籍是籍、贯是贯",有助于澄清以往的模糊认识,但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从明代文献看,当时"籍"与"贯"的含义已经混融趋同。明代不少人既有原籍(也称祖籍、本籍等,即祖先著籍地),又在其他地方占籍(也称附籍、著籍等,即户籍登记地),参加科举考试、佥派徭役等场合例以后者为准;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无确定单一籍贯之必要,史籍和地方志著录人物籍贯时也没有统一标准。明代的户籍,可以区分为基本户籍和次生户籍两大类,前者之间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叠加次生户籍;后者有的属于役籍,有的则与徭役无关,都是在基本户籍的基础上编定的,因此可与基本户籍兼容并存,而且一种次生户籍之中往往包含数种基本户籍。役籍与职业之间,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实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晚明户部的财政经制与实际收支——对《万历会计录》收支数字的说明与评估

万历前期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汇集了户部掌握的各种财政数据,有助于了解当时国家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不过,书中所载各种数字的性质比较复杂,要想准确理解和恰当使用这些数字,必须首先弄清其产生背景及其内含意义。大致说来,当时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与户部相关的财政经制,因而该书所载数字本折混杂、年份不一,而且与实际收支有一定差异。与地方财税数据相比较,《万历会计录》中记为本色的项目,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已折征银两,而且地方实际征收的数额,比户部定额高出不少。

从禁地到利薮:权力经济下的明代西山煤炭开采

北京西部山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在明代,为了保护京城和皇陵的风水,严禁在这里伐石采煤。由于开窑挖煤既可以为当地百姓提供生计,又可以为权豪势要带来利益,这种禁令很难得到长期有效执行。到明代中叶,私开煤窑现象已是蔚然成风。嘉靖年间,不得不放松限制,允许在西山采煤。由勋臣、外戚构成的京城权贵集团,通过自行开窑、接受投献等方式,在西山拥有大量煤窑,成为主导西山煤业的重要力量,相互之间还曾发生激烈争斗。朝廷也试图从中获利,陆续开设了一些官窑。万历年间,神宗在西山设置煤监,征收税课,因骚扰百姓,最终引发了大量窑民进京请愿的事件。其后,神宗虽然撤回煤监,但继续征收煤税,到天启年间才宣布停征。

治体用刚:张居正政治思想论析

张居正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政治实干家,又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秦朝推行的严酷政策,是"王道"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逻辑结果,又主张"法后王",提倡"为下不倍",反对"生今反古"。他的这些政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为了证明"治体用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他认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振纪纲",而要"振纪纲"就必须"综核名实",严禁士大夫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可以说,张居正继承并融贯了儒法两家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技术,形成了一种崇尚实学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

唐至明数目字人名的兴衰及其原因

对于同一世辈依其出生次序用数目字加以标示或称呼,这种现象早就存在。但直到唐代,以行第相称才成为流行风气,这可能与唐代嫡庶观念淡化而宗族观念增强的社会变化存在内在关联。但需要注意,行第不等于名字,唐代真正以数目字为名者为数尚少。从宋代到元代,以行第相称的风气逐渐消退,但随着宗族意识和宗族组织的进一步扩展,行第所用数字较唐代却明显增大,同时以数目字为名也变得日益普遍。明朝建立后,或许受到清除“胡俗”政策的影响,数目字人名明显减少。自明代以迄现在,数目字人名仍然一直存在,但已经不能视为一种流行习俗了。

孔尚任罢官疑案探微

康熙三十九年三月间,孔尚任由户部主事晋升员外郎,但不到20天即遭罢官。此事在当时就被视为"疑案",后来学者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梳理孔尚任及其友人诗文,可知孔尚任遭罢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诗酒废事,二是涉嫌贪污。学者多怀疑罢官背后另有隐情,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因《桃花扇》触犯时忌遭罢,但这种说法与相关史实明显矛盾。更大的可能是:孔尚任所撰《通天榜传奇》引起皇帝不快,遂借离任审计之机将他罢免。

徐渭及其父兄与贵州龙里卫的关系

明代后期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徐渭的籍贯,公认的说法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但也有人说他是贵州龙里卫人。这种说法的歧异,是由明代卫所军户的"双籍"问题造成的。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尽管徐渭远祖谪戍龙里,但其近世祖辈都生活在山阴,徐渭及其两位兄长也都在山阴出生和成长。只是由于在浙江参加乡试不利,徐渭的父亲和仲兄才利用祖先的卫籍,远赴贵州龙里卫居住并参加该省乡试。明代军户具有"双籍",而法令并未严格限制原籍与卫籍之间的转换,这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漏洞,即军户家庭可以利用"双籍"选择参试地点。

《皇明条法事类纂》成书问题蠡探——以《明代档册》为参照

《皇明条法事类纂》辑录了成化和弘治年间的大量文书,是研究明代中叶各方面情况的资料宝库。然而关于此书的成书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尚待破解的谜团。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代档册》,在内容和性质上与《皇明条法事类纂》十分相似,说明两者有着共同的编纂背景和资料来源。《明代档册》的抄录时间非常清楚,肯定不会早于嘉靖十七年,说明嘉靖年间确实存在编纂这类文献的动机和需求;不过其署名“监察御史戴金编次”,尽管限于资料无法证伪,但确实存在可疑之处。现存钞本很可能是晚清时期誊抄成书的,但其内容本身并无疑问。

星空下的涂鸦——顾城及其朦胧诗解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到现在早已告一段落,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顾城,因为特殊的人生际遇,一直以来被人褒贬不一,但其诗歌成就不容抹杀。本文从顾城诗歌的悲剧性,以及所表露出来的儿童视角和中西文化兼容的特性解读这位已离我们远去的童话诗人。

网络化时代的信息主义精神——来自互联网公益领域的经验

在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中,"信息主义精神"是一个极具学术生命力,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概念。它既可以从韦伯的经典历史概念"资本主义精神"中汲取营养,又能够在当下鲜活的经验事实中找到抓手。互联网公益发展的二十余年中,有两个绵亘较久且悬而未决的论争--技术是否向善和公益是否向右,拆解其中涉及的结构、行动者、技术、认同等要素,有利于解码信息主义精神。技术至上主义在文化符码的嬗变中上升又跌落,是由于信息主义精神植根于社会结构之中,偏向性的情感认同、拉锯中的网络信任、纠葛中的价值归属是其流变的一波三折;而互动中的意义之争是信息主义精神的存在形式,层级化的行动者在其中争夺"互动者"的位置。作为网络化社会中的核心价值,信息主义精神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识别传统有助于锚定信息主义精神的位置,而重建理论则是技术迷思中的重要救赎。

明代北京燃料的使用与采供

明代北京使用的燃料,有植物性的柴炭和矿物性的煤两类。明代前期,北京所用燃料主要为柴薪,中叶以后煤的使用日益增加,到明代后期,煤逐渐成为北京的主要燃料。明代内廷所用柴炭,基本上通过强制性的徭役体系获得,而京城官民人等所需柴炭,则须通过市场购买。至于煤的开采和运销, 则主要采用民营方式。

“官不下县”还是“权不下县”?——对基层治理中“皇权不下县”的一点思考

近些年来,“皇权不下县”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学术话题,但学者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尽相同。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官不下县”,认为这句话只是说明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和官职只到县一级,并无皇权不能渗透到县以下的乡村社会的意思;更多学者将其理解为“权不下县”,认为除了“官不下县”外,它还意味着县以下属于由绅士主导的“乡村自治”的领域。事实上,“皇权不下县”的重点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权不下县”才是本质。在评论“皇权不下县”时,如果只关注县以下是否有职官而不论是否为自治,恐怕也就大大缩小了这个命题的学术意义。中国帝制时代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既不是纯粹的“官治”,也不是纯粹的“绅治”,而是“官不下县”条件下的“官绅共治”,当然这种“共治”并不意味着双方总是能够协调一致,而是处在既合作又矛盾的变动状态。

“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

学术界以欧洲的"行会"为参照物,围绕中国古代"行"的性质和功能,发表了多种见解,或认为两者颇为相似,或认为全然不同,但无论如何,多数学者都将"行"视为一种实体性的组织,哪怕只是单一功能的赋役组织。欧洲不同城市的行会,其起源、形态和作用颇有差异,但它们也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外享有行业垄断特权以避免外来竞争,对内实行管理和监督以避免内部竞争。从资料略微详细的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情况看,它们只不过是官府设置的一种徭役制度,不但与欧洲的"行会"没有相同之处,而且可能只是一种"役籍"即服役名册,而非实体性的组织,在册成员除了按照官府确定的次序轮流服役之外,相互之间并无组织性的活动和联系。

关于明初的均工夫役

明朝初期实行的均工夫役,不少学者做过专门探讨,但都不够准确,实际上它包含三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役法:第一种实行于直隶和江西,按每田一顷出夫一人的标准佥征,任务是修缮京师的城垣河道,实行时间大约从洪武元年持续到洪武十九年;第二种实行于京师营建的高峰期,除直隶、江西外,还扩展到湖广,按田地面积或税粮数量为基准佥派,任务是烧造并输送京师和中都营建所用城砖;第三种是第一种的替代,实行于直隶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州,按每四丁共出一夫的标准佥征,实行时间大约从洪武十九年持续到宣德年间。

建构中国本位的历史发展体系——读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

赵轶峰先生新近出版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深刻批评,力图从真正的"本土"视角出发,呈现和阐释中国文明、文化、社会共同体的结构模式与演进历程,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这样一个统摄性概念,并围绕这个概念对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充分展示了"大历史"的活力和魅力。此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激发学界对于"大历史"的关注和兴趣,推动对于中国历史独特发展道路的探索与讨论。

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

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使朝臣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对立情绪。"李福达案"本来只是一桩发生在地方的讦告案,但因议礼重臣武定侯郭勋致信嘱托,遭到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弹劾,竟使这个地方上的案件与朝廷中的政争交织纠缠起来,以致案情发展一波三折,终审结果屡遭质疑,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大疑案。通过梳理此案的来龙去脉和审理过程,可以看出,自马录弹劾郭勋后,此案便上升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案情审勘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政争的干扰。对于终审结果,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从法律角度看,它确实避免了一桩大冤案的发生;从政治角度看,它又确实成为皇帝和议礼新贵们打击异己的手段。

社会变迁与身分重组——以高桥芳郎对“雇工人”法律身分的理解为线索

中国早就存在雇佣劳动者,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及其与雇主的实际关系,在不同时代未必有多大差别。但直到唐代,雇佣劳动者在法律上都被作为良民对待。宋代随着富民阶层的兴起,统治理念和身分构成原理发生变化,创设了相对于雇主处于卑下地位的"雇佣人"身分,明代的"雇工人"身分即承此而来。万历"新题例"并未导致各类雇工身分地位的变化,只是适应士绅阶层的要求,将缙绅之家的义男由"以雇工人论"改为"比照奴婢律论"。清代受满洲奴仆制因素的影响,允许庶民保有奴婢,"雇工人"条例的修改则越来越强调"主仆名分",在将一部分原来属于"雇工人"范围的雇工排除出去的同时,又将另一部分原来不属于"雇工人"范围的雇工纳入进来。"雇工人"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等级,而只是一种单纯的法律身分。

明懿文太子陵祭礼异常问题探微

明朝时期,懿文太子陵的祭礼,存在两个异常之处:一是祭祀次数多而祭品厚,似乎高于其皇太子身份;二是主祭官员身份很低,又似乎低于其皇太子身份。自明朝以来,人们便对这一现象困惑不解,提出明太祖厚爱其子、建文帝尊崇其父等各种解释。事实上,这种令人感到奇怪的祭祀礼仪,是在"靖难之变"导致皇位更迭的特殊政治局势下,将庙祭移到陵寝举行,从而使陵祭与庙祭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祭祀混合成为一个祭祀序列。

百年沉浮:明代锦衣卫世家骆氏兴衰史

锦衣卫是明代一个性质极为特殊的军事机构,拥有广泛而重要的权力。原籍湖广永州府宁远县的骆氏一家,先后有三人执掌锦衣卫,分别是任职于嘉靖初期的骆安,任职于万历末年至天启前期的骆思恭,以及明朝最后一任锦衣卫掌印官骆养性。明代实行军户世袭制,不少家族数代在锦衣卫任职,但像骆氏这样三掌卫印的锦衣卫世家还是比较罕见。由于官私典籍中的相关资料非常稀少而且不乏舛误,目前骆氏这个锦衣卫世家的基本情况尚处于若明若暗的模糊状态。作者尝试缀合相关的零散史料,对骆氏历代职位传袭及履职情形作比较系统的梳理,厘清了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