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执法过程中妇女权益保障之主要困境及破解——以反家庭暴力法制定为切入

中国警民比例失衡导致对从业女性警察休息、健康等利益维护的不利,亦导致对女性受害人法定权利保护的不利,因此,应科学配置警民比例以及提升女警数量,增设对家庭暴力施暴人的告诫制度,以促进公安机关对女性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是国家对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事前保护的有效措施,但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尚有不妥,应当将其归由司法执行机关切实履行;反对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有关机关不得推诿、失职或渎职,应当从法律责任入手,完善各有关机关的相互协作机制,借以助推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效力。

中国四地洗钱罪规制状况对比研究

外界对中国大陆地区在洗钱罪方面的规制状况存在着一定的非议。研究以近年来大陆地区与港澳台三地对洗钱罪起诉的案件数据为分析进路,从表象上看,大陆地区对该罪的查禁状况的确难以令人满意。然而,通过对四地洗钱罪犯罪圈之比较后发现,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大陆地区现行刑事法律规制下的狭义洗钱罪之犯罪圈设置过窄。通过引入广义洗钱类犯罪的概念,拓宽大陆地区洗钱罪之犯罪圈范畴,大陆地区洗钱犯罪数据有显著提升,在所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绝不较港澳台地区逊色。

我国看守所“牢头狱霸”问题再研究

看守所"牢头狱霸"专指在看守所内拉帮结伙、称王称霸、恃强凌弱、寻衅滋事、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在押人员。管理上漏洞、监督不力、法律和制度的缺陷是"牢头狱霸"难以有效遏制的主要原因。只有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打击"牢头狱霸"与安全工作有效结合、日常谈话与专门心理疏导同施、加强对羁押人员教育,才能有效预防遏制和打击看守所"牢头狱霸"行为。

试论我国看守所对被羁押人员的教育

虽然法律法规规定了教育被羁押人员是看守所的任务之一,但囿于制度设计和观念问题,长期以来,很多看守所对被羁押人员的教育都不甚系统,甚至流于形式。无论是从羁押制度设计的初衷还是从法理的角度考虑,看守所都应当将教育作为自身的一项基本职能,实现看守所教育工作的系统化、常态化和规范化,通过设计良好的看守所教育模式、采取适当的手段和措施、抓住关键环节,并辅之以有效的辅助手段和良好监所环境营造,切实做好做实看守所教育工作,确保办案工作和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刑事诉讼中鉴定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作证有明确要求,但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率低的问题突出,对诉讼造成消极影响。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出庭率低的原因主要有相关制约与保证制度不健全、出庭的程序启动存在缺陷、鉴定人自身素质薄弱。针对上述原因,应当健全鉴定人出庭的惩罚与保障机制、在鉴定人出庭的程序启动环节赋予法官有限裁量权、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能力,以切实提高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鉴定人出庭作证率。

公安行政案件快速办理刍议

公安机关办理的行政案件数量上数倍于刑事案件,裁决上其证明标准要低于定罪量刑的标准,基于行政执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对公安行政案件进行必要的繁简分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8年11月25日公安部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公安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的相关内容,这将大大提高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快速化解矛盾纠纷。然而在快速办理程序实施过程中,如何在快速办理的同时保障被处罚人的基本权利,如何在简化取证的同时预防执法风险,如何做到快办不减质,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公安院校法律素质教育再思考——以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程为视角

引论:题目关键词选择之斟酌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发现课题中'法学素质'的提法不太合适,改为'法律素质'更为妥帖。'法学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概念若不区分适用对象,其内涵的界定比较模糊与泛化,如大学生法律素质、公民法律素质。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法学素质教育是指对在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要传授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使他们学会运用法学理论。

公安机关内部纪检监察监督工作研究——以公安机关“大监督格局”为背景

在公安机关现有的内部监督体系中，纪检监察监督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执法监督的末端环节，还是公安队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首要环节，这一监督贯穿于公安工作始终，对公安执法、司法、服务、纪律作风、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实现了全方位监督，因此显得尤为不能忽略。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形势，在公安机关下大力气进行队伍管理、积极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过程中，以“大监督格局”为背景研究公安机关内部纪检监察监督工作，对于回归纪检监察本职、发挥其在公安队伍管理和执法规范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公安实践中常见民刑交叉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立足于公安实践，首先分析了民刑交叉法律问题的实质，明确了民刑法规的竞合是非冲突性竞合，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常常同时适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探析了公安工作中常见的三类民刑交叉问题，即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正当索赔与敲诈勒索罪，不当得利与侵占罪，针对公安实践工作分别总结了较为简单明晰的辨别标准。

从刑事冤假错案看检法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以宪法中公、检、法机关权力配置为依据

近年来发生的诸如“呼格吉勒图案”等刑事冤假错案暴露了公检法机关执法司法的漏洞，引发了人们对防范冤假错案制度机制不足的思考。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在分析刑事冤假错案的着眼点多在公安机关违法执法，而对检、法机关在案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往往关注不足。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公安机关执法、以监督为视角，试从众多冤假错案中重点分析因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监督不力或缺失导致冤假错案的最终形成，认真思考宪法第135条在刑事司法层面对公检法机关的权力配置，并从制度运行的应然性层面着重探究如何通过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公安机关执法的外部监督职能，来避免主要因公安机关不当执法、违法执法导致的刑事冤假错案发生。

公安机关实施《反家庭暴力法》：从应然走向实然

《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为家庭中弱势群体避免家庭暴力危害提供了立体的、全方位的救助方式，但想要完美体现立法者美好的设计、充分发挥法律应有的社会价值，就需要法律的执行机关，特别是预防和干预家庭暴力的首问机关——公安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做到更新观念，透彻理解法律含义，忠实贯彻法律原则和精神，协调好与其他部门的合作，促进《反家庭暴力法》从应然走向实然。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一体化法治环境构建的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是推进我国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开发，法治先行”。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需要营造的包括公共管理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等一系列要素在内的良好的外部执行环境中，一体化法治环境对协同发展的影响最为重要和直接。结合京津冀地区的实际分析，构建京津冀一体化法治环境既有优势、也存在障碍。应当在全国法治环境大背景下、着眼于京津冀区域实际情况，从立法、基于法治的各项机制、执法、司法、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及法律监督等方面有重点、抓关键构建区域一体化法治环境。

利益衡量论视域下第三人原因引起的多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研究

《民法典》对多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规定,总体上延续了既往的规定。第三人原因引起的多数人侵权责任,既包括第三人原因作为免责事由,由第三人承担自己责任的情形,又包括侵权责任编分则规定的补充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或者先付责任等情形。一般多数人侵权的构成论研究进路及理论,在解释特殊多数人侵权的多元责任形态时,表现出明显的理论局限性。在多数人侵权责任构成与责任形态相区分、相适应和责任形态法定的理论前提下,利益衡量论对我国特殊多数人侵权多元责任形态的立法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其衡量因素可以概括为法律技术因素和政策价值因素。总体上,我国特殊多数人侵权的责任形态是经过对相关要素系统衡量的结果,多数人侵权类型与责任形态基本适应,内部体系基本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