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的法律规范及关系梳理

在非法集资问题上,存在种类繁多的法律规范文件,因此,亟待对其加以梳理,并从中总结出对非法集资监管的明确阶段及其所具有的特征;同时,随着金融创新的加剧,一些新型金融活动与非法集资的关系如何,也有待进一步厘清。

职场性骚扰受害妇女的法律救济

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了十余起性骚扰诉讼案件,以职场中女性遭受男上司、男同事性骚扰为主。因中国私法尚未对性骚扰侵权行为予以调整,致使当事人被动迎合现有案由,法院也因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各自审理裁判。本文在分析几起典型的职场性骚扰案例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禁止性骚扰的立法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防止职场性骚扰的立法建议,以期对职场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所帮助。

关于应对阻碍警察执法行为的思考

应对阻碍警察执法行为,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立法维护公安机关和警察的执法权威,协调检察院、法院追究阻碍警察执法行为人的妨害公务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维护公安民警正当执法权益委员会应当履行监督、指导、咨询、代理等职责,对阻碍警察的执法行为及时应对,营造正常的执法环境。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自由裁量权之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治安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涉及人身自由方面的处罚中,社会公众关注度较高。在实际执法中,自由裁量权行使有时会受到“人情”“办案经验”等因素左右,使公民权益遭受损害的同时也降低了执法公信力。通过对自由裁量权适用现状进行分析,针对自由裁量权合理规制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加强社会治安治理的规范性。

诉讼规律视角下的刑事裁量权规范研究

公安司法机关行使刑事裁量权存在失范现象的要因之一就是刑事司法体制和机制的设置在某些方面悖离诉讼规律的基本要求,继而导致在刑事裁量过程中刑事诉讼的应然要求与公安司法人员的实然利益发生抵牾。遵从诉讼规律,保证刑事裁量权规范行使,未来至少可从三个方面予以努力:一是理顺专门机关相互关系,逐步取消配合原则;二是完善司法决策形成机制,实现案件亲历者和决定作出者的同一;三是优化业绩评价体系,重视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的有机结合。

中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比较研究

本文对中俄两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免除刑罚、前科、时效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俄罗斯刑法关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的明确限定,在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上采取的宽缓做法,对免除未成年人刑罚的积极态度和对未成年人前科的宽恕,都对我们完善相关的刑法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将反性骚扰纳入民事立法的议程

自2001年7月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有十余起性骚扰民事诉讼案件。原告经历的艰难立案过程以及多数案件最终败诉,与中国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反性骚扰立法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是,保障原告顺利发动诉讼,改变“借名诉讼”和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无所依存的局面,需要中国的民事立法加以呼应。文章认为,我们应当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充分考虑中国历史、文化等社会背景,在民法、劳动法、民事诉讼法等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目前反性骚扰的立法可以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

高等教育“金课”建设对公安民警教育训练的借鉴与思考

“金课”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有益探索,蕴涵着丰富的教育教学原理。公安民警教育训练借鉴“金课”建设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借鉴“金课”建设的经验,公安民警教育训练应当以“打造精品培训课程”作为教育训练的主要抓手,树立“以学员为中心”的教育训练理念,充实丰富教育训练的内容和形式,创建共享型的教官学员关系格局。

保护儿童接种疫苗权利的法学分析

我国儿童预防接种制度本质上属于保护儿童接种疫苗权利的制度,但在保护手段上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出于保障儿童个体健康和构建群体免疫屏障的目的,有必要完善我国儿童预防接种制度的保护手段。我国宪法第49条“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是保护儿童接种疫苗权利的主要宪法依据。在该条蕴含的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下,国家-监护人-儿童之间呈现出多元宪法关系,其中,国家通过平衡监护人权利和儿童应享有权利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在保护儿童接种疫苗权利上的作用。在判断某项具体的保护儿童接种疫苗权利政策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时,应注意平衡公共卫生安全和个人基本权利,并依次从科学证据检验、干预限度检验和保护力度检验三个维度展开全面审查。

大数据背景下预测性警务的实践样态与风险规制

在大数据技术赋能下,预测性警务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领域最流行的应用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获得迅速发展。预测性警务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具有实用性和利益最大化两方面的正当性基础。但是,在享受预测性警务带给侦查工作科技红利的同时,也要正视预测性警务自身存在的权利性风险和技术性风险。人本主义理念下进行技术赋权、程序正义理念下建构技术正义、多元参与理念下保障监督救济是对预测性警务存在风险进行规制的有效路径。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用于社会治理的风险及法律控制

通过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快速、准确识别个人身份,是信息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能力,如何确保在法律框架内使用技术,避免滑向监控国家是现代数字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以应用场景最多的警察执法为例,通过实证分析警察机构收集、比对、应用生物识别信息过程中,对个人信息权可能造成的风险,确立应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法律规制路径,即从个人信息权的角度出发,确保个人信息知情权、访问权、修改权、救济权等法定权益的实现,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实现公共机构应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派出所民警工作激励机制实证研究

针对当前派出所民警工作激励不足的问题,通过对全国54个派出所162名民警进行访谈的词频分析发现,工作负荷、外部激励、内部激励以及人际关系是影响派出所民警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对四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减损派出所民警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原因在于情感因素退场后技术因素无法应对派出所管理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公安机关应在规范发挥警营文化引领作用、情感管理平台建设、构筑宏观情感引导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建构情感嵌入技术的新型管理模式,以此激发派出所民警新质战斗力。

公安机关应对家庭暴力之分极干预模式研究

公安机关在传统意义上将家庭暴力按照法律责任类型的不同区分为民事纠纷类、治安违法类和刑事犯罪类。我国反家暴专业领域按照危险评估结果将家庭暴力区分为低危类、中危类和高危类。为了提升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水平,建设在警务实践中综合两种区分模式,建立更为合理的家暴分级干预体系,并对应采取特定化干预策略。

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强指导—强行动”模式之提倡

2012—2022年,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发展成就。对此十年间公安机关关于刑事执法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涵盖了继续深化取证规范建设、建构多元化执法监督体系、充分保障辩护权等方面。但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实际效果存在偏离规范性文件预设的情况,主要体现为部分取证规范难以落到实处、执法监督难以形成合力、辩护权缺少充分行使空间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规范化建设过程尚未充分调动基层的参与积极性,执法规范化建设处于一种“强指导—弱行动”的状态。未来应在坚持顶层指导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基层执法者的参与积极性,探索“强指导—强行动”的双强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格局,更好地发挥基层执法者在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中的能动作用。

浅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的证据地位——兼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

文章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出发,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证据的证据地位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在我国应否建立沉默权制度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我国现阶段不需要建立沉默权制度的结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法治公安建设的新路径一一以《民法典》的实施为契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为人民服务。《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新时代法治公安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首都公安民警要进一步增强民法意识,在行政和刑事案件办理中,牢固树立权力边界意识;进一步强化民法思维,履行好治安秩序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公共安全管理职责;进一步学习掌握民法规则,提升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和群众工作能力。首都公安法制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涉民事领域执法规范立改废工作,教育训练部门要在民警培训和学历教育中进一步强化民法典培训和民法类课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