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汉学路径与话语建构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国家形象面临着“自塑”与“他塑”的现实困境。外部世界关于中国的马赛克式的知识构成,全球化体系中中国建构性思想资源的缺位,海外对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边界的对立性和模糊性处理等三方面因素使得这种困境更加复杂多变。汉学家作为一种独特的智力资源,从知识、思想和形象逻辑三个维度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他塑”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汉学路径,构建出一套关于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有效话语格局。未来,我们应该从全球汉学话语能力建设的联络机制、汉学话语表达的智库模型以及汉学话语理解的对话形态三个维度深化这一话语格局的建构工作。

“天之上何物?”——塞韦里尼与中国经典及其对于“朱子问天”的回应

塞韦里尼(1828—1909)是意大利汉学界公认的开拓者。1864年至1900年间,他在佛罗伦萨皇家高等研究院担任远东语言和文学教授,并在该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神》出版于1873年,是西方世俗学者对中国宗教的最早研究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塞韦里尼主张打破欧洲人对中国宗教先入为主的观念,强调分析中国经典原文的重要性。他批评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宗教的解读,认为他们将西方的神学框架强加给了中国宗教,因而他们的阐释是带有偏见的,只因这种阐释方法对他们的传教活动有帮助,而不是出于纯粹的科学兴趣。塞韦里尼主要关注儒教。他对“上帝”和“天”这两大概念赋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这些概念与西方的上帝和天堂概念不同,需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理解,而不是参照西方的神学传统。塞韦里尼将中国宗教描述为一种仪式宗教,认为它没有规定信仰教条或对明确定义下的上帝的信仰。由于中国宗教没有教条,它也不包含神学体系。因此,上帝和天的概念不一定要匹配和表达一个连贯统一的神性概念。对于朱熹关于天域的问题(“天之上何物?”),中国传统并没有提供任何统一的答案。在塞韦里尼看来,中国文明提供了一个宽容社会的例子,给予其成员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笔者认为塞韦里尼实际上运用了中国经典权威来支持与之同一时代的意大利政治辩论相关的政治主张。塞韦里尼的研究方法导致了其对古代中国的理想化描绘,过于抽象,缺乏历史准确性。此外,塞韦里尼并未涉猎其他主流宗教传统研究,譬如佛教和道教。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塞韦里尼的研究工作仍是对中国宗教研究的重大贡献。他强调分析中国经典原文的重要性,并批评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宗教的误读,为更准确、更细致地理解中国宗教信仰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