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远游文学及其文学史意义

远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中国远游文学发轫于先秦时期,在其后漫长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文人士大夫对于远游的书写,从未断绝过。中国古代文人入仕动机推动下的游学、宦游等都是中国古代文人远游之行为表现,这些行为萌生了文人进行远游文学之创作灵感。根据萌发于中国古代文人远游情结的创作冲动,远游文学分为纪游文学、神游文学、仙游文学、梦游文学等四种类型。远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远游文学的出现,扩大了中国文学作品的表现范围;推动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勃兴;契合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感,在中华民族情感悟导域内具有重要的引向价值。

国学传统与现代学术

“国学”是近代以来相对于“西学”而兴起的关于中国固有学术的一个新称谓,国学的内涵虽然不断变化,但国学的基本传统却必须追溯到孔子,孔子通过整理六经,建立了国学强调社会责任的传统、追求天下大同的传统、追求善美和谐统一的传统。这些传统,是拯救现代学术的良药。

中国文学史需要中国立场--中国文学史需要中国立场

长春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由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等共同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被认为是一部“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中国文学史。方铭教授在序言中说：“中国古代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并且在没有接触西洋文学观念之前，它不但存在，而且有着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的社会价值，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认可的社会责任，并良好地发展着。中国古代文学家按照中国文学自身的运行方式为中国的读者提供着文学消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相对独立存在和演变，决定了西洋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实际的隔膜，当然，这种隔膜绝不意味着互相对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承袭西洋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渐渐被忽视，中国古代文学史变成了西洋文学观念指导下的中国的文学演变史。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方铭教授认为，文学本来是中国固有的学科概念，20世纪文学史研究者的错误就在于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不是“文学”，即与西方特别是苏联的“文学”概念不同，所以，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写作者都努力用西方的文学概念来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的所谓“文学性”，在文学起源问题上，重构了所谓中国文学起源于“神话”的神话；把日本人提出的以西方近代所谓“纯文学”标准建构的“魏晋文学自觉说”作为中国文学成熟和独立的标志；以想象性、虚构性、形象性为单一标准，评价作家作品的优劣；以西方文学的三分法或者四分法来给中国古代文学分类，没有给中国独有的文体以充分的重视；以似是而非的所谓“封建思想”否定中国文学所具有的载道传统的价值。凡此种种，都严重扭曲了中国文学的本来面貌。因此，方铭教授主张应该在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体现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方法。同时，方铭教授认为，近些年，随着学科调整和大学教育普及化，中国文学史教育有去学术化的倾向，这不应该是发展方向，所以，强调教材应该体现学术性。另外，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学史应该涵盖中华各民族文明的成果，应该体现多元性。我们认为这些观念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我们选发了方铭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前言，以及其他几位学者的评论，表达对方铭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关切。

刘师培的《左传》“义例”观

刘师培凭借深厚的家学功底和勤敏的治学精神,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左传》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其"义例"理论上。刘师培的义例理论唯汉说是宗,忠实地继承了《左传》古义,并充分借鉴了杜预、今文经家义例的理论框架。他的"六例"——时月日例、名例、礼例、地例、事例、词例是对汉儒古例的重新概括。而基于"事"和"礼",则是刘师培义例理论的最大特色。

从终极理想和现实态度反观孔子的政治智慧

孔子的思想,不像希腊思辨哲学那样来自于观念的辨析和推衍,而是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孔子的政治智慧在于,在精神层面要守经志道,建立"大同"的社会终极理想,这种理想既是追求,又是原则,更是一种信仰,给人类一种继续发展下去的希望;在这个希望的指引下,积极地适应历史实践,根据人类的本性,建立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在历史实践中体现理想追求和终极关怀。只有这样,历史才就有了意义,人类也就有了希望,而以人事为本的政治活动才会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近三十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世纪开始的现代屈原及楚辞学研究,以1949年为界,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为第二阶段。而1949年至今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又可大体以1979年为界,之前为第一时期,之后至当下为第二时期。1949年以后的屈原研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1977年以后至今的30多年,是屈原及楚辞研究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中国学研究视角的意义

吴兆路认为,中国学首先包含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概括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等方面的研究,还包括国内对上述各领域做出的对等交流;方铭认为,中国学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最重要贡献,是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一个世界的视角,把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纳入到世界文明这个大家庭之中;王振复则认为,作为文化传播学的特殊门类,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从"汉学"到"中国学"称名的改变,从所谓对"历史之中国"到偏重于"现实之中国"的研究,这一中国学人文主题的转换,正在不断重塑"中国形象";就"现实之中国"研究主题而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其实失之偏颇,中国学研究的"和合共生"说则更具合理性。

刘师培的清学史研究

刘师培的清学史研究以"学案"为中心,确立起"学行并重"的评价标准。刘氏论说清儒,重在言"失"。"统系"是刘师培治清学史的一个基本概念,它要求在尽可能广罗万家的基础上对清代学者及其成果进行分门别派的归类和概括。在其"统系"概念中,家法和师承居于纲领性地位。其"统系"内含两组彼此消长的子系:宋学与汉学、今文学与古文学。刘师培的学科观,重在以"学"划类。在他的意识中,"学科"只是对学术史进行研究的"体例"之一,并且分科的标准是"以学为主"。刘师培对清代学术作学科性研究,着力点在于"经学"和"文学"。将经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刘氏的特色。对清儒治学成果进行分类、分时与分地相结合的考察,是刘师培清学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他认为分类与分时相结合是中西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方法,他还将地域分野及其学术风格特征作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

中国现代美术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日本因素

在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进程中,邻国日本是极为重要的参照。但是,在涉及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讨论中,相较于西方因素,日本因素常常被忽略。中国美术的现代化,是由美术教育制度的确立、美术专门人才的培养、美术展览会的举办以及国民美术意识的觉醒等诸多侧面共同支撑起来的,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部分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复杂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