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和谐”精神的认识与反思——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杜道明教授访谈

"和谐"是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根本精神,这不仅表现在古往今来的各种艺术形式中,更表现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儒道释三家的美学追求对和谐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最终形成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与情理和谐的根本精神,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与西方的和谐意识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追求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伦理的、心理的、内容的以及审美关系的和谐。和谐精神内在矛盾的二重性,必然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二重性,它既使中华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也造成了民族性格当中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一面。

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精神产生的基本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精神的产生,与中国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国先民的黄色崇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古典的阶级斗争以及中国人素朴的辩证思维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基本条件,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和谐的根本精神。

明治一大正年间“中国文学史”纂述中的红学观——以作者为考察中心

自日本红学奠基人森槐南在1892年刊发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首次关注《红楼梦》作者问题之后,在明治一大正年间至少有六位学者的八部“中国文学史”类著作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认真的探讨。整体来看,这批学者不断接力,从内证到外证,通过对相关材料的辨析,虽然对一些细节问题有时各有坚持,但整体上均认可曹雪芹的著作权;狩野直喜甚至从《红楼梦》文本内证出发,以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红楼梦》成书上限为雍正末年这一极其重要的观点。大正末年的宫原民平还及时关注到了中国本土新红学前沿成果,为日本红学研究注入了来自中国本土的新的活力。在《红楼梦》作者考证问题上,早在胡适开创的新红学之前,一批日本学者已着先鞭,这些先行者的贡献是值得铭记的。

《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专家简评

朱玉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研究分会副会长)国史、方志和谱牒,对应于国家、地方和家族三个由大到小的社会单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文献类型,江苏籍的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甚至以方志和谱牒为“我国史学领域尚待开发的两座金矿”。其中数以万计的地方志,就是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区域文化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历史贡献于世界的独一无二的文献体裁。江苏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注重乡邦文献的保存、方志谱牒之编纂,传统延续,文脉千年,现存本地各级历代方志,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堪称方志重镇。今兹《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的印行,也走在全国方志文献整理出版的前沿,是新时代重要的文化盛事,意义非凡。

“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源流探析

“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其理论语境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没落,社会语境是现代化进程中时间和空间经验的转变。“日常生活转向”发生在上述语境之下,是西方思想-理论形态的重大转变。“日常生活批判”和英国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是西方思想和学术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

中国生态美学的回顾与前瞻

自然文学、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是人类进入21世纪20多年来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话题。伴随着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中国的生态美学也走过了从建构、确立到迅速发展的历程,成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最突出、最独特和最丰富的贡献。面向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这一历程并展望中国生态美学的未来之路,思考如何更好发挥其社会实践功能,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当中,亦应属中国生态美学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