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画理论与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从写心、适意到求品

中国自宋以降,在苏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引领下,形成了心画(文人画)传统。这也正是川端康成热爱中国宋元美术的重要原因。在“达吾心”“适吾意”以及诗画结合的精神品格等方面,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十分契合。首先,心画理论强调人情味和抒情性,这是宋代文人画家们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士大夫群体的艺术担当之后,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而川端康成也认为绘画不仅可以写形状物,更可以表达人的潜在的精神世界,这一艺术观念在其《梦》《阵雨》等小说中均有明显体现。川端康成在大量作品中所描写的绘画都是一种“心画”,它们并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精神的流动。其次,中国宋元时代文人向绘画领域的主动渗透和理论引领,带来了绘画“适吾意”的思潮,使得绘画得以抒“胸中盘郁”。在这一点上,川端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主张完全相通,因此也使得其小说中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内涵的无限性和解读的丰富性。第三,宋代带有精英阶层之精神自觉的文人对绘画提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品格。这种绘画理论也伴随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而东传,这恰值川端康成人生的前三十年,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心画理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而且对日本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从川端康成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渗透于域外的中国画论,作为艺术理论的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这一越境的文化传播现象,还有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值得挖掘和探究。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主潮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对女性自我生命、对男性世界、对宏大历史都进行了丰富而深入的探索。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女性文学,主要在革命意识形态框架内书写女性的主体意识;新时期之初的女性文学,则将政治反思与性别建构相交织;新时期后期的女性文学,深入书写女性的多重情欲,也多维度审视男性世界;新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则深切关怀乡土社会、现代都市以及历史深处的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因容纳了丰富的个人风格而呈现出多姿风采。

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变化及意义——以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为考察对象

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三位不同代际作家对新世纪北京的书写,是将打着个人印记的国际都市的生活游历或乡土中国、外省小城的生活经历等纳入其中。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既构成了他们的文学世界,也构成了一幅以北京为辐射中心或参照对象的“文学地图”,他们的书写不仅拓展了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主题,也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一个重新省思“城与人”的契机。

“看不见”风景、“看不见的”风景与作为“景观”的风景--试论新世纪北京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

风景描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景描写也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不同代际、身份的作家于新世纪北京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留存了这个时代城市风景的不同特征以及风景描写的共性与差异性,也揭示了风景的社会属性及其与物质、权力的关系。作品中那些具有承继性的前现代式的充满诗情画意、田园风味的自然与人文风景,或具有国际化、现代及后现代风格的“都市风景线”,组成了传统与现代兼具的北京的多面性,体现了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北京书写中的价值和意义。

城市精神:城市文学写作与研究中的关键词

城市具有地域性和区域性特征,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城市文化和不同的城市精神。城市文学往往以城市景观和城市人为载体,呈现城市精神。城市景观是“一连串复杂事件的组合体”,①城市人无时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城市文学通过对城市景观和城市人的互动关系及特定联系的书写,建构城市精神。当代文学的城市景观书写是否为读者提供了“判断和解释社会脉络”的线索?对城市人的书写是否完成了“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使命?城市精神是否在城市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呢?

界分南北:论宋代文学中的边界书写

宋代文学中的边界书写主要集中在燕山、白沟、淮河、长江这四个核心意象之上,并形成了“界分南北”的表述模式。如何描绘、阐释疆界问题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是宋人边界书写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对燕山区隔华夷性质的强调,源自北宋士人对华夏疆域理想范围的体认,也是其表达对边界现状之不满的婉曲方式。至南宋,淮河所造成的中原成为外国、南北相互隔绝的状态令士人感慨系之,并引发了他们对于天意的质疑。白沟这一宋辽旧边也在南宋士人对北宋对外政策的反思与以昔鉴今的现实考量中,被赋予了负面的形象色彩。宋蒙对峙时期,长江书写则寄托着士人对于华夷秩序坚守与疑惑并存的复杂情感。要之,边界书写典型地体现出宋人在面对华夷空间南北两分的天下格局时特殊的心理感受与应对方式。

梁启超北京寓所考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著名学者、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一生著作等身。他致力于将中华的传统文明改造为近代文明,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一生足迹遍及全球,但他的政治生涯无疑发端于北京。从其个人经历来看,除几次参加会试之外,个人首次婚姻完成于北京,且最终安葬于北京。戊戌变法流亡海外归来后,北京更成为其主要的政治与学术舞台。因此,梁启超与北京的渊源深厚。本文大致梳理了梁启超在北京的几处主要寓所.

从个体幽暗意识到文学作品的启蒙思想——基于《政治少年之死》与《阿Q正传》的对比分析

日本的“安保运动”是大江健三郎《政治少年之死》的故事背景,而中国的辛亥革命促成了鲁迅《阿Q正传》的创作。大江健三郎作为极仰慕鲁迅的日本左翼作家中的翘楚,其作品当中的启蒙思想内核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鲁迅文风的影响,二者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启蒙思想均源于两人个体的幽暗意识。

校训融入公安院校语文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以山西警察学院为例

校训是一个学校核心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是人才培养目标的最终导向。公安院校是铸魂育警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主战场。结合公安院校实际情况,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融入校训既是对“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响应,也是大学语文课程德育功能的必然要求。将山西警察学院校训“忠诚、正义、厚德、博学”融入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有其客观可行性——教材版本能够提供保障,兄弟院校教学经验可资借鉴,教学实践已初具雏形且效果良好。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修订说明

《增订注释全唐诗》由全国各地一百八十多位唐诗研究者密切协作,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已于2001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本书在注释、调整编次、辑补逸诗、删汰重复、提示互见、校订文字、重写作者小传、编制索引等方面,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出版后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它首版印了3000套,业已售完,已有读者来信向我们反映买不到此书。这样便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摆在我们面前,一种是据本书的原版直接重印,一种是对本书加以修订后再印行。我们经过认真考虑,选择了后者。

论中国式爱“情”——以《牡丹亭》《象牙戒指》《红雾》为例

尽管爱情是西方发明的一套话语或符号,不过,中国古而有之的男女之情却实属这爱情史前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对《牡丹亭》《象牙戒指》《红雾》三部文本的阐释可以见出,我们的爱情形态所注重的就不是爱欲而是情欲,或者说,我们真正关心的从来就不是爱——一种利他主义的情感,而仅仅是情,即自我的心灵所需。即便到了现代爱情启蒙的时代,我们接受过西方爱情意识形态的熏染,也始终未曾发生实质性改变。而事实是,我们只有从爱情之“情”自觉转向爱情之“爱”,尝试奉献的崇高体验,方有可能将精神或者灵魂的血液注入爱情的生命,从而使得真情的追求不再为虚无和死亡的幻影所纠缠。

《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

200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内容包括《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其中由29支竹简构成的《孔子诗论》，对于孔子及《诗经》研究乃至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本刊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联合于2002年1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从事古文字、文物考古、古文献、先秦文学史、先秦历史、先秦艺术史、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共同就《孔子诗论》的整理与内容，及其对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本刊本着百家争鸣、繁荣学术的精神，从与会专家的论文中选录部分作为一组笔谈发表，以期促进对这批新出版竹书的研究。

北京话“干脆”一词的演变

清末北京话中才出现"干脆"一词,最初为形容词,经百余年的发展到现代已完成了从形容词到语气副词的语法化过程,"直接"这一语义特征和形容词作状语这一句法位置是其变化的主要条件。北京话语气副词"干脆"的意义和用法与普通话略有差异。

女性文学主体性论纲

作为确立女性文学内涵的女性主体性,应是专指隐合作者的女性主体性,而非作品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或叙述者的主体性;而且,此种主体性别除了霸权,因而实际上是一种主体间性。女性文学应该在女性隐含作者与作品中男性人物、女性人物之间建立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在目的论层面上,女性文学应该能够守护男女两性的本真存在、追问可能生活的维度,因而能够超越现代性反思语境中的怨恨情结。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简直”“剪直”和“箭直”

形容词"简直"始见于唐宋时期,到清末民初有"箭直""剪直"等写法,并从修饰言说类动词的用法中演变出表达夸张和强调语气的副词"简直"。"简直""箭直"的形容词用法在今天北京、河北、东北等北方方言中残留。

《长恨歌》:自恋、主体性缺失及匮乏需求的关系

《长恨歌》通过对王琦瑶的形象塑造揭示了上海阶层女性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小说把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几个历史节点融进小说的发展脉络,展现了王琦瑶传奇、迷惘而又悲剧的一生。在大起大落、悲喜无常的女性生存中揭示:自恋是一切的因和果,它隐藏在人性底色中不能拔除,继而导致一个个更可悲的连锁反应。自恋、主体性缺失与匮乏需求增强,三者形成了紧密嵌套的因果闭环。过度自恋导致女性主体性缺失,进而使其困在匮乏和索取的低级层面拒绝自体真正成长,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自恋,导致最终的悲剧。

从文化研究到文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澄清

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曾经是一门“显学”。特别是上个世纪 80年代 ,文学研究界热点话题层出不穷 ,以至于许多从事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学者也纷纷著文参加文学理论的讨论。然而 90年代中期以来 ,这门学科却渐渐沉寂下来了 ,不仅不再出现热门话题 ,不能形成有影响的学术讨论 ,而且大批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争先恐后地逃离自己耕耘已久的园地 ,向四处出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令人兴奋的是 ,最近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界又出现了久违了的热闹局面 :学术会议相继召开 ,讨论文章不断见诸报刊杂志。然而令人沮丧的是 ,这次讨论的核心却是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人们关心的是 :面对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泛文化现象的冲击 ,纯文学日益边缘化 ,而且被边缘化的文学也不再坚持以往的创作模式 ,而是进行着前所未闻的新尝试 ,诸如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美女写作、美男写作等等 ,新花样不胜枚举。在这样的情况下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如何应对呢 ?人们发现 ,对于这些新的、可以被称为消费文化的现象 ,从西方引进的文化研究似乎更具有解释的有效性。于是有人认为文学理论已经死了 ,应该让位给文化研究了。

“欧学”与明初台阁文学

永乐以来形成的台阁文学以欧阳修为典范,通过"欧学"的确立,全面突出了欧阳修的历史地位,同时,也确立了台阁文学的基本范畴。欧阳修成为集政治风范、通经学古之学、文史之才于一身的典范作家,其六一风神也成为台阁文学的精神榜样。

从“新民”之利器到“情感教育”之利器——梁启超文学功能观的发展轨迹

从"三界革命"时代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在不断做出调整。早期他将文学视作传播文明和改造"国民性"的有力工具,而随着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他又注意到文学在传承和发扬积极的"国民性"和"国性"中的特殊的文化功能,而这正是对其文学观中作为主导的启蒙向度的修正。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梁启超认识到情感与理性的均衡发展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性,他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强调发挥文学的"情感教育"作用,这是其对文学革命中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的校正。目前学界对于梁启超文学功能观的发展线索及诸种促成因素的研究尚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