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风景、“看不见的”风景与作为“景观”的风景--试论新世纪北京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

风景描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景描写也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不同代际、身份的作家于新世纪北京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留存了这个时代城市风景的不同特征以及风景描写的共性与差异性,也揭示了风景的社会属性及其与物质、权力的关系。作品中那些具有承继性的前现代式的充满诗情画意、田园风味的自然与人文风景,或具有国际化、现代及后现代风格的“都市风景线”,组成了传统与现代兼具的北京的多面性,体现了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北京书写中的价值和意义。

北京话“干脆”一词的演变

清末北京话中才出现"干脆"一词,最初为形容词,经百余年的发展到现代已完成了从形容词到语气副词的语法化过程,"直接"这一语义特征和形容词作状语这一句法位置是其变化的主要条件。北京话语气副词"干脆"的意义和用法与普通话略有差异。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简直”“剪直”和“箭直”

形容词"简直"始见于唐宋时期,到清末民初有"箭直""剪直"等写法,并从修饰言说类动词的用法中演变出表达夸张和强调语气的副词"简直"。"简直""箭直"的形容词用法在今天北京、河北、东北等北方方言中残留。

北京话的“您”与京味儿文化

汉语普通话第二人称代词尊称"您"的用法源于北京话。"您"在北京话中是一个具有明示权势关系、凸显京味儿文化双重意义的尊称代词,在交际中不仅普遍使用,而且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本文依据《当代北京口语语料》,在对北京话"您"的用法的描写与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京味儿文化对北京话"您"的使用所产生的影响。

早期北京话范围副词“净”、“尽”和“竟”

"净""、尽""、竟"是早期北京话中的三个范围副词,兼表限制和总括。三者的共存和通用有着语义上的理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者使用比例有所不同,由于受语言经济性原则的制约,现代北京话口语中"净"成为最具优势的范围副词表达法。

女性文学主体性论纲

作为确立女性文学内涵的女性主体性,应是专指隐合作者的女性主体性,而非作品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或叙述者的主体性;而且,此种主体性别除了霸权,因而实际上是一种主体间性。女性文学应该在女性隐含作者与作品中男性人物、女性人物之间建立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在目的论层面上,女性文学应该能够守护男女两性的本真存在、追问可能生活的维度,因而能够超越现代性反思语境中的怨恨情结。

“欧学”与明初台阁文学

永乐以来形成的台阁文学以欧阳修为典范,通过"欧学"的确立,全面突出了欧阳修的历史地位,同时,也确立了台阁文学的基本范畴。欧阳修成为集政治风范、通经学古之学、文史之才于一身的典范作家,其六一风神也成为台阁文学的精神榜样。

明代的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

明代的文学复古是一个复杂的文学运动,值得我们从多个层面上进行探讨。明代的文学复古在展开过程中突出了对史学资源的借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突出史传文学的核心地位,反对理学对文学和史学的干预,强调文史在文辞和叙事上的相通性,建立了以理、事、辞为核心的复古理论。而史学文学化和心学化史学观的形成,则最终导致文学复古运动走向式微。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清代文学美术论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援引作为欧洲近代史开端的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将清代指认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在对于清学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现代意义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将清代文学美术的薄弱视作清学与文艺复兴的最大差异。他从客观、主观两方面深入剖析其原因,并对如何建设"新文学"、"新美术"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以期建设理性与情感兼胜的健全的新文化。梁启超的思考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分歧明显,形成对话。

在抒情与叙事之间的认识调整——20世纪初王国维文学观建构的一个侧面

20世纪初,王国维一改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褒扬诗、词等抒情文学而贬抑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倾向,将叙事文学放在抒情文学之上,这一文学类型观的重要变化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就王国维个人而言,这主要源于在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晚近文学、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其文学认同向西方文学的转移,特别是其文学观和审美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但由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对于其影响的持续以及个人的性情等因素,王国维对于抒情文学仍然难于忘情,这导致他的文学论述中涉及传统抒情文学时的内在的矛盾。而在后期的戏曲论中,王国维纠正了个人的认识偏颇,强调叙事与抒情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打破了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的二元对立。王国维的这一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启示性。

大学生志愿精神培养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志愿精神的匮乏是导致大学生志愿者及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动力不足、志愿行动连续性不够等问题的深层原因。培养大学生志愿精神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中国志愿服务向前发展的现实需要,更重要的是使志愿服务成为他们今后可能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进而改善社会生存环境和推动公民社会进程。

“抒情的文学”与“叙事的文学”——王国维文学类型二分法之探究

在中国文学的观念和理论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进程中,就文学类型的划分而言,王国维将文学分为"抒情的文学"和"叙事的文学"两大类型,这与西方盛行的三分法明显不同。王国维的二分法既表现出清末文学思想激变中的某些共性特征,更体现出所受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美学观念的深刻影响,但其中仍包含着独特的个人的体悟和创见。虽然在其二分法中有着一定的源于时代和个人的认识偏颇和局限,但王国维随后即进行了反省和纠偏。王国维的文学类型二分法的理论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抒情”的颠覆与重构——梁启超、王国维向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回归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代大潮中,梁启超和王国维颠倒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褒扬抒情类型的文学,而轻视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倾向,将后者置于前者之上。究其原因,两人的认同向以叙事文学为主体的西方文学及观念的倾斜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所形成的影响仍挥之不去,两人在抬高叙事文学的同时,对于抒情诗词仍予以持续关注,且这一抒情情结也形塑着他们对于叙事文学的审美理想。两人其后都对自己的认识偏颇和矫枉过正进行了反省,对传统文学观的局限和西方现代性的偏误进行双重超越,打破了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的二元对立,并在向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回归中对其予以重新阐释。

回归文学本体的现代诗学建构——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解读

写于1920年10月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是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热潮中走向其后期诗学探索的发端之作。他明确提出"趣味"是文学的本质,以此围绕文学的审美属性立论,对极端排斥文言的白话诗主张予以校正,同时他针对单纯强调学习西方的文学经验而排斥中国文学传统的论调,提出输入世界各国文学与继承和发扬本土经验并重的新文学建设思路。梁启超此时的诗学丰富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多元构成,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形成了深具意义的对话关系。

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潇湘意象群之建构与拓展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潇湘一词由地理走进了文学,从先秦到东晋完成了包含舜帝、二妃、屈原、渔父、桃源等众多元素的潇湘意象群的建构,成为文人"潇湘情结"的情感寄托,用以抒发其怀才不遇的幽怨和向往隐逸的情怀。"潇湘妃子"林黛玉的出现对潇湘意象群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继二妃之后她再度演绎了永恒的爱情传奇,与之前的文学作品共同表现出潇湘意象群所包含的贬谪、归隐、爱恋三大主题。

梁启超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重新认识

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梁启超纠正了自己早年主要强调借镜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而对传统文学,尤其是正统的诗文学评价偏低的立场,在其国学的框架内对于中国诗歌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阐释。他将抒情精神作为中国文学的根本精神,在理清和阐发中国文学久远而深厚的抒情传统的同时,对于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以丰富而高尚的情感为核心的人格结构和抒情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肯定。梁启超重寻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意在将其作为新文学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典范,这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构成差异与对话。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性爱意识

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是“五四”女性主体性觉醒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向父母争取性爱权利,到审视男性世界、辨析性爱标准;从坚守禁欲的爱情观,到建立灵肉相统一的性爱观念,“五四”女性文学在发展中逐渐培养出健全的女性性爱意识。

中国当代文学自我意识的伦理嬗变

中国当代文学以现实主义写作开始,尤其强调了现实的阶级性,作家的自我意识体现在伦理上即是以斗争为动力学的憎恨和决裂形式。直到新时期文学开始,这种形式方才试图朝着关爱与和谐的方向转变,逐渐疏离了阶级斗争的模式。但由于对自我、关爱、道德等伦理实质的理解不足,中国当代文学显现出的自我意识在其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反复的状态,表现出任性和犹疑的情绪化色彩,致使其在对待现实的认知上,始终难以真正突破既往的局限,进而达至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

论汉晋宫怨文学情感主题的建构

司马相如《长门赋》、班婕妤《怨歌行》《自悼赋》以及左贵嫔《离思赋》四篇汉晋宫怨诗赋,向人们昭示了古代宫廷女性,尤其是宫妃几难避免的生命悲剧。四篇诗赋在古代宫怨文学的建构中提供了经典的范式,形成望幸、忧宠、自悼、思亲四个情感主题,在中国宫怨文学情感与主题史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奠基作用和导向意义。

经典的还原、阐释与重构——孙康宜的明清女性文学研究述论

孙康宜与她的美国汉学家同行们一道,将大量明清女性文学作品译介给西方学界,并借鉴西方性别理论的框架、兼顾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对中国明清时期女性文学文本中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诠释,从而重构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世界性经典意义。作为当代美国汉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孙康宜在明清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思路、方法及成果,无疑对于中西学界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