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们的倾向性——针对杜甫与其他诗人的“比试”

本文简论文学史上分别对杜甫与李白、与王维、与黄庭坚、与周邦彦等的比较、分析,乃至彼此的“优劣”论。重点归结到当代国学大师梁启超等人,对之何以有不同的倾向性及“表态”。涉及其间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并针对不同的取向,联系“灵魂三变”(“骆驼、狮子、赤子”)之说,加以归纳。

史才、诗笔--论杜甫如何面对“古封建”的千年聚讼与迷局

文章透过杜甫对房琯、李璘、肃宗,以及"制置"等人、事的微妙态度,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史才、诗笔,分析杜甫倡导"古封建"的来龙去脉,及其真正的含义(制衡藩镇跋扈等)。老杜开出的"古封建"这种药方,虽然救不了大唐的衰颓,但他这方面的史笔诗心,却泽被天下,穿越关于"周道"与"秦法"的历史聚讼和千年迷局,使我们的文化和诗学更丰富多彩,更有魅力。

论杜诗“以我为诗”

本文试论杜诗的"以我为诗",考察了"以我为诗"与杜诗的自传体风格的关系;并讨论"以我为诗"与杜甫的"推理之明,料事之确"(陈寅恪语)的内在联系;最后分析了杜诗从"以我为诗"何以能达到独特的"无我之境"。

从所谓杜诗中的“戏题剧论”谈杜诗的“历史命运”

所谓杜诗中的“戏题剧论”,见于〔唐〕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被认为是不同于杜诗中“大雅之作”的篇什,显然并非揄扬之语,但也不是贬抑之词。本文根据一些史料试论:这种“戏题剧论”应包括什么样的作品。并归结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只知杜诗有“戏题剧论”而不知其有“大雅之作”的现象,说明杜诗给诗学带来新的元素,开始并不为诗坛所接受,需要相当的理解时间。并联系杜诗的“历史命运”,结合传布情况,讨论杜诗的“命运三叠”现象:“唐代忽视(但有发现者);宋代重视(但有反对者);明清审视(而有苛责者)”。

杜诗的“解构”与“重构”

对杜诗的“解构”指历代对杜诗的严格审视与批评;“重构”则指在较后的时代(包括新时代)对杜诗的接受与定位。文章回顾了此种“解构”的一定背景、原因,主要论列道学家对杜诗的“解构”,并简要说明了“重构”的价值、意义。

贞观诗歌系年考

正月乙酉（一日），改元。

传统效度理论的缺陷与发展

在语言测试理论中，效度一直被认为是测试本身的一个质量指标，效度验证主要考察内容效度、参照某一标准的共时效度或是结构效度中的一项。90年代，Messic提出了统一的结构效度概念。它共有六个层面，不但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三种不同的效度，同时还包含了伦理价值、社会后果等游离于传统效度概念之外的内容。效度验证变成提出结构效度假设，然后收集六个层面的数据对假设进行论证的过程。通过对旧效度理论的批判和新效度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传统的、只依靠某一种效度验证的做法是片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回归中国古代歌诗传统

尊敬的各位来宾:就歌词创作而言,我完全是一个外行,在座的各位先生都是歌词创作和评论的大家,我非常喜欢草原歌曲,在座各位先生的歌曲我更是喜欢,对你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也由衷表示敬意。我来参加这个会,主要目的是向各位先生致敬的。会议主持人周秉高教授让我说几句话,我不敢不从命,但是,心里是非常忐忑的。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被”字句习得的考察

此研究考察了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习得汉语“被”字句的情况。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二者被动范畴的差异明显。汉语“被”字句的关键是要满足终结性的要求，英语被动句不受这样的限制。本文通过自然作文语料和专题测试语料考察习得者产出和理解汉语“被”字句的能力，探讨制约“被”字句习得的因素。本文发现：1）习得者对终结性情状有强烈的意识，反映出他们在习得“被”字句的过程中受终结优先普遍倾向的制约。2）他们也受母语迁移的影响。3）掌握汉语的定界成分是习得的难点。

编写北京口语词典所遇到的几个问题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笔者断断续续承担了几次词典编写工作，对一些问题，陆续产生了一些想法。有些已写成小文发表，有的还没来得及整理成文。近八年来，围绕编写北京口语词典，又得到了一些新的心得，现择谈一二，略陈管见，并就教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系统设计 重点突破——“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若干试点调研报告

江苏省、黑龙江省和湖北省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份,试点三年多来,在确立综合改革战略、深化改革推进机制、增强协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等方面取得了进展;在优化高等教育体系与学科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发挥区域高教资源集聚优势与优质资源辐射力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较强地域性特征与发展优势的典型经验;但也存在着政府对高校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不足、在学科建设及产学研合作方面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等深层次问题;建议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科技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在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对高校进行分类评价和分类管理、促进校企合作等方面推进改革。

新中国六十年约瑟夫·康拉德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本文以时间先后为序,考察和分析了1949年以来中国学者对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研究情况。在中国,康拉德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前的译介。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翻译。在对康拉德评论中,主要围绕他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定位。此时期对康拉德的接受并师其技巧者是中国的著名作家老舍。1949—1978年是康拉德研究的第二时期。此时期既有对康拉德其人其作的全面综合性分析也有针对具体作品的个案分析,研究者或从作者生平出发探讨其创作心理,或从作者生活的时代出发阐释他的政治思想,也有学者以文本形式为关注对象深入解读作者的写作技巧和作品的主题意蕴。1979—1989年间是康拉德研究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对康拉德的写作技巧、文类和主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表现出了与国外学者对话的倾向,推动了康拉德研究与国际接轨。最后一个阶段是从1990至今。九十年代以来,康拉德研究在中国成了"显学",在研究对象和批评视角方面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特点,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康拉德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西方文论的引入,开宽了研究者的视域,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的出版,使康拉德研究在中国形成了高潮。本文最后也指出了康拉德研究中的不足和未来该领域的研究的若干方向。

听唱竹枝看红楼——为祝贺《红楼梦学刊》百辑之禧而作

“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起源于巴山楚水的竹枝词，在中唐已经颇受文人青睐。张籍的“向南渐觉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已是相当风雅之事。

重新认识汉字教学

汉字教学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大概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20年来汉字教学研究、汉字习得和认知研究、汉字教材层出不穷,关于汉字难学还是好学的讨论,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话题来说,20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即使做不了结论,也应当有一个阶段性成果了。我看这20年,还是有忧有喜。

书法艺术是汉字文化的结晶

书法是汉字的艺术,也是汉字文化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是我国艺术百花园地中的一枝奇葩。现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认为：＂中国书法艺术是无色之绘画,无声之音乐,凝固之舞蹈。＂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也说：＂中国书法是一门汉字的艺术,它能表现人格、抒发情感,创造意境。＂书法之所以是中国特有的汉字艺术,是因为它除了特有的书写工具：毛笔、宣纸、墨、砚所谓＂文房四宝＂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

中国书法如何走向世界

中国书法是汉字的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符号，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随着中国国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层面有意识地在世界各国推广中国文化，传播汉语，如在世界各国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已达四百多个，来进行国际汉语教育与推广中华文化；另外，也有些学者和书法家自觉到世界各地讲学或传播中国书法文化，掀起了全球范围的“汉语热”，学习汉语、学写中国字（汉字）开始成为一种时尚，外国友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从甲骨文、钟鼎文证明“商汤祈雨”的历史真实

商汤灭夏桀之后，大旱五年，这给刚践位为王的商汤一个沉重的打击。在用了各种祭祀方法都不能奏效之后，占卜者占卜出需燎人祀天。于是，在桑山之林，商汤王亲做牺牲，捆绑双手，和一头黑公牛一起，置于木柴堆之上，焚烧自己以祈雨。在焚烧之前，他仰面对着烈日当空的苍天，对着苍天之上的上帝鬼神，大声历数自己的六条过失，愿意承担上天的一切惩罚，请上帝鬼神降灾于己，以免除百姓的灾害，祈祷上帝鬼神降雨以拯救百姓。随之，大雨降临。

柳文化漫谈

春到柳先绿，柳是报春的使者。正如古诗中所说：“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

老师千秋

我查遍书架上的词典，想找出对“老师”一词的说明；然而，没有一部词典的注解，能符合我此刻的心情。我再次将目光投向四川，遥望那些悲剧发生的地方，结果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只见仿佛有无数道圣光连成一片，升华到似乎是天堂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