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話文獻的挖掘及對語言研究的價值

相對語音而言,明代北京話詞彙和語法可資研究的語料有限,研究成果也不多。文人作品、民歌時曲、文人筆記、官話教科書、“朝天録”等文獻可以互補和互證,對於揭示明代北京話的面貌,梳理元代至清代北京話的關係大有幫助。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禅宗文献语言论考》评介

禅宗文献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是汉语白话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雷汉卿、王长林所著《禅宗文献语言论考》是一部专门围绕禅宗文献词汇问题加以研究的最新学术专著,对于当下禅宗文献语言的研究有着鲜明的范式意义,在发掘材料、词语训释、观照应用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安大簡《詩經·關雎》“要翟”補説——兼談歷史觀在聯綿詞研究中的作用

安大簡《詩經·關雎》“要翟”一詞,已有不少討論,但仍有可補之處。文章贊同“要翟”是聯綿詞的觀點,進一步指出“要翟”是由“嬥”重疊音轉而來,這一演變路徑可以從“X——XX——YZ(X)”這一演變模式中得到證實;“要翟(嬥嬥)”的“好”義源於直長,這可以從其同源詞“籊籊、了佻”的意義中得到證明;本文强調歷史觀在研究聯綿詞的産生和繫聯聯綿詞的詞群/族時具有重要作用。

程度补语“很”的历时发展及跨语言考察

程度副词“很”的补语用法始于明代,清代以后使用频率逐渐增加。程度补语“很”的产生一方面是语义虚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语用和认知的影响,体现了焦点居后原则和情感域到程度域的转化。现代汉语方言中,形式上,组合式程度补语“得很”比粘合式程度补语“很”更具优势;意义上,有些方言中粘合式程度补语比组合式程度补语所表达的程度更高,相当于“太”“厉害”。跨语言考察中,粘合式程度补语比组合式程度补语更具优势,独龙语、哈尼语、彝语、藏语有补语居于述语之前的用法,说明补语位置的选择和基本语序有关,SVO结构的语言倾向于选择补语居后的表达,SOV的语言可以选择状语居前的表达。

文獻詞彙學的幾個基本問題

基於文獻語言學的架構,本文討論了文獻詞彙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首先是文獻詞彙學的定義,簡單地説即探討漢語古文獻的詞彙現象。其次是確定文獻詞彙學以詞爲基本單位,以各類古文獻爲研究對象,研究其詞義、結構等。研究方法有文獻的排比、詞單位内部關係的分析,以及與非文獻類資料的結合等。

东汉出土文献用字例释与相关问题研究

出土文献用字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用字和书写方面的习惯。东汉出土文献种类多样,有简牍、碑刻、砖文、买地券、镇墓文等,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用字调查和研究。由于异体、通假、形讹等多种用字现象的出现,东汉出土文献存在大量一字形记录多词和一词用多字形记录的现象。在调查和研究东汉出土文献用字情况时,要注意辨别释文用字的准确性,厘清字际关系,注意用字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还要注意用字的文献差异及其地域性特征。

《汉语大词典》“霜白”“霜角”“霜寒”释义补正

《汉语大词典》“霜白”“霜角”“霜寒”三个词条,存在义项遗漏、释义不准等问题,缺失基本义或复合初义则是最突出的问题。本文举证分析,加以补正,并拟出词条的新释义,供词典修订参考。

明清文人笔记所见北京方俗语三则——“嗓子”“老婆”和“臭豆腐”

明清北京地区方俗语,可见于北京作者创作的戏曲小说、记录北京地区风土人情的笔记或地方志、境内域外学习北京话的教材等文献中。本文从《宛署杂记》《长安里语》《旧京琐记》三部文人笔记中选取“嗓子”“老婆”“臭豆腐”三个方俗语词,考证其源流以及词汇和文化意义。

广灵方言音系研究

广灵县方言属于冀鲁官话保唐片涞阜小片,在语音方面既有冀鲁官话的一般特征,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在声母方面,部分中古见系二等字已经腭化,并且和舌面后音混读;中古知庄章组合流为舌尖前音,并与精组洪音相混;中古影、疑母开口一、二等在今北京话中读开口呼的零声母字(“昂”除外),在广灵方言声母中读为鼻音声母n,北京话读合口呼的零声母字在广灵方言声母中读为唇齿浊擦音v。在韵母方面,广灵方言出现了复合元音单元音化、阳声韵尾消亡的现象;古入声字与阴声韵母合流;存在系统的文白异读现象。在声调方面,广灵方言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单字调,古入声字消失,派入四个声调,与北京话派入情况类似,但是派入阴平的数量占比较高。

《国语》“魁陵”韦注疏证——兼论“块阜”“魁父”“?府”“瘣腐”非同源联绵词

《国语》“魁陵”之“魁”韦昭注为“小阜”,即小土丘,前人多有异议,或认为“魁”为假借字,或认为“小”是“川”之讹。通过考察“魁”的词义系统,文章认为“土丘”义是由其食勺义引申而来,“小”义由语境产生。“魁陵”同义并列复合,义为小土丘。《淮南子》“块(魁)阜”高诱注为“小山”,“魁陵”与“块(魁)阜”意义、语境及构词方式均同,韦注、高注异曲同工。前人异说不可信。“块阜”“魁父”“?府”“瘣腐”是一组异形词,并非如史杰鹏所说是同源联绵词。

从出土文献看从竹与从艹字的讹混

汉字中从竹与从艹的字往往讹混,但从出土材料看,殷商、西周的甲骨文、金文中,二者没有出现混用的例子。战国时期的楚系文字中,从竹与从艹字的写法也有严格区分,个别字有从竹、从两种写法。而战国时期的秦系文字中,开始出现二者混同的趋势,原本的区别性特征逐渐变得模糊,本来向上、向下的曲笔都趋于平直。在汉代,书写规整的材料中,竹字头与艹字头的写法尚有区别,而书写随意的材料中二者则完全混同。魏晋以后基本延续了汉代的情况,同时在刻写规整的碑文中,开始出现楷化的竹字头写法,而且从竹字批量回改为竹字头。文章指出,“莒”“葬”“第”“笑”等字的字形演变涉及从竹与从艹字的混,但皆属特例。

《刘公案·车王府曲本》俗语词考释四则

本文对鼓词《刘公案·车王府曲本》中四个俗语词“流平、黑打乎、底扇子、眼子”进行考释。“流平”当有两义,一是形容词光滑平整,二是名词指地面。“黑打乎”或写作“黑大糊”“黑的乎”“黑得乎”“黑大/打忽”等,本义是“形容黑色”,曲本《刘公案》中用以比喻不能见光的、违背道德的关系。“底扇子”是指妻子,媳妇,略带贬义色彩。北京话“眼子”一词的义项有两条引申路径:一是“眼睛→孔洞→肛门→整个臀部”;二是“外行,不聪明的人→蠢笨”。据此我们认为该词有三个义项,一是名词指肛门,常代指整个臀部;二是名词外行,不聪明的人,三是由不聪明的人引申为形容词蠢笨。

汉语复合词语素义和词义关系新探——以“点”词族的形成轨迹及词义演变为例

以“点”词族的形成轨迹及词义演变为例,以顺向思维方式、语义分析纵横两个角度,深入语素内部,探讨语素A与B的结合理据及它们对词义C的贡献。研究发现:语素义的呈现是一个在组合关系中竞争选择的过程,其结合理据在于语素内部潜在义素的吸引和融合。语素义和词义的关系可表现为:语素整合特征揭示词义;语素强化特征凸显词义;语素显化特征暗示词义;语素凝结词义参与新词;语素隐喻特征表达词义五个方面。

語意結構與時間

1.漢字的“會意”結構反映到漢語文獻語句法中,就是語意結構。漢語文獻語的語意結構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字之間的語義語法關係。2.事物間的關係是一種運動,運動需要時間,時間特徵是探賾漢語文獻語結構系統的客觀依托。3.將運動過程置於時間軸上,按自然順序分解出三個對象:起始、動作、收受。如此構成的自然序列便是漢語文獻語語意結構基本式。4.根據時間特徵將基本式分解爲四種語意構件:過程、狀態、行爲、事象。漢語文獻語一切文句皆以這四種語意構件爲骨幹組合而成。5.根據基本式推理出與運動過程共存的四個方面(時間、空間、事件、對象)所造成的“四起四收”。據此解釋漢語文獻語中主語、賓語、狀語、補語的多樣性。6.根據基本式,往順時、逆時兩個方向循環,發現三個語意對象之間存在施受耦合關係。7.根據施受耦合關係發現變序與糾序現象,進而發現漢語文獻語的陳述、判斷、描寫、被動等句式在語意結構關係上的統一性。8.一條時間軸、一動兩靜三個語意對象、四種語意構件、時空事象四起四收,五個變式的變序與糾序,構成“一二三四五”的語意結構系統。該系統有望將漢語文獻語的結構化繁爲簡,萃取出一套關於漢語析句法乃至造句法的科學、系統、簡明的規則。

再论偏正复合词的语义关系——以敦煌歌辞为例

以敦煌歌辞中所出现的偏正复合词为研究语料,在语素义和语素义—词义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偏正复合词的语义配合机制。研究显示,偏正复合词中偏语素及正语素的语义配合规律表现为:组合意义=[表义素]×[类义素],其下可以细分为3大类23小类。其整体词义的生成可以划分为直接生成式、半直接生成式和非直接生成式。其语义呈现受到人类认知中象似性原则的直接影响。

从版本异文角度谈《红楼梦》中的“姨妈”与“姨娘”

《红楼梦》诸本之间存在大量异文,通过异文比勘,可以发现,《红楼梦》各个版本记言部分“姨妈”和“姨娘”的使用,存在三种情况:一是称母亲的姐妹为姨妈,父亲的妾室为姨娘;二是二者都称姨娘;三是称母亲的姐妹时使用姨娘和姨妈,称父亲的妾室则采用姨娘。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异文现象,主要是受传抄方式、作者个人经历、抄写者自身方言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相人偶”字義詞義考辨

鄭玄在注釋中數次使用“相人偶”一語,儘管學界都認同其結構爲“相+人偶”,但對具體的詞義和字義的分析各有不同。有必要對文獻可見的所有相關語料進行分析,對各家觀點進行辨析。前人釋“人偶”爲禮儀形式有誤,釋爲“相敬、相親”也並不準確。“相人偶”中“相”爲“互相”,“人”與“仁”近,爲“親愛、親切”義,“偶”取動詞義表示“匹配、對待”。“人偶”表示“親切對待”,也就是“親近”,並不包含“相互”和“尊敬”之義,“相人偶”即“互相親近”。

说“差科”并论其同义竞争

《汉语大词典》和《辞源》(第三版)对"差科"的释义与引例不尽一致,都存在一些问题。"差科"连文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但未成词,意义也与后来的"差科"不同。唐初期出现"差科",指包括租庸调和杂役在内的赋税,其意义在唐中期前后两个阶段明显不同:前阶段包含徭役,后阶段则不包含徭役。"差科"至唐后期泛化,在具体语言用例中或指赋税或指徭役。这一意义一直延续到晚清,直至该词消亡。"差科"属于在线成词,后来出现的意义差别基本不是词义本身的发展,而是所指内容的变化,其消亡与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差科"同义词群庞大,内部关系复杂,其竞争及其结果,既有语言外部决定性的关键原因,也有语言自身影响制约的重要因素。

从转语词角度看《方言》中的民族语判定问题——兼谈平行互证法的运用

扬雄《方言》中的转语词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可细化为对同源关系与单纯音转关系的区分。文章分别举证分析了平行互证法在《方言》同源词的提取、音转关系的判断等方面的作用。借助平行互证方法充分考虑目标关系词在相应语言中的转语关系,核心诉求是要判断该词在相应语言中是否为固有词的问题。最后,强调古汉语与民族语关系词的对比需注意两点其一,转语关系的充分考察;其二,意义的必要对应。

《篆隶万象名义》校读三则

《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僧人空海根据梁顾野王《玉篇》编撰而成的一部汉文字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年代久远,辗转传抄,致使全书存在不少的疑难问题,论文对书中的"桓""[扌者]""龏"三条做了详细的校释,改正了其中的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