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孙文献语言研究对古籍整理及辞书编订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对古籍整理及辞书编订的标准和要求越来越高,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古籍辞书的整理和编订有重要借鉴意义。王念孙以其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科学的方法研究文献语言,为古籍整理和研究及大型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大量翔实可资利用的文献史料,奠定古籍图书和语文工具书精品化的客观基础,进而为图书馆收藏古籍和研究精品古籍作出贡献。

文献语言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文献语言学是研究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语言文字的基础学科,大力发展文献语言学对于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乾嘉学者王念孙文献语言问题立论方法探讨

科学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亮出观点尤其重要,这一步骤表现在王念孙的文献语言研究方面,即为文献语言问题的立论阶段和方法。王氏的文献语言问题立论方法依据阐说线索的多寡可以分为“单项自足法”和“多项规约法”两种类型。单项自足法意即只依据一条线索来生发问题的方式,而多项规约法则依据多条线索来综合规约着立论的最终达成。上述两种立论方法所发挥效力是相同的,均能有效确立一个正确的文献语言命题。只不过单项自足法立论过程言简意赅,而多项规约法立论过程则严谨缜密。当然,运用单项自足法还是多项规约法立论,要根据具体的文献在撰作表述以及传抄刻写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问题的性质。

第二屆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論文綜述

2016年10月30日到11月1日,第二屆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在北京舉行。著名語言學家郭錫良教授、王寧教授和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李宇明教授、校長崔希亮教授、副校長曹志耘教授先後出席了開閉幕式,並分别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爲論壇的成功舉辦確定了基調。來自日本、中國的六十多位專家和三十多位研究生參加了論壇。

“文獻語言學”學科論綱

從現行學科體系來看,文獻語言學是一個交叉學科;但從歷史發生的角度來看,文獻語言學自有其純粹的血統。本文提出的簡明定義是:文獻語言學是以文獻爲主要資源,綜合運用中外語言文字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及其歷史和内在發展規律的科學。本文著重從歷史的角度闡述"文獻語言學"作爲一個學科的内涵與外延,以及這個學科與現行學科體系中諸學科的關聯。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往往能帶來新的發現,催生新的進步;當一門古老的學科主動地、有意識地與現代諸學科結合起來之後,自然會有新的發現和新的進步。

論濮之珍先生的揚雄《方言》研究——爲賀先生期頤大壽而作

濮之珍先生揚雄《方言》研究的鮮明特點是,能用語言學的立場和眼光看待《方言》。她在揚雄《方言》研究上的主要貢獻有:科學認定《爾雅》是《方言》的母本,翔實證明《方言》雅詁來自《爾雅》,發現《方言》母題重見現象並揭示其原因,反復論定《方言》是一部未完且未定稿。濮之珍先生的《方言》研究成就必將載入當代語言學史。

汉文佛典与扬雄《方言》研究——兼及方言词的形、音、义关系

在扬雄《方言》的研究中,其中的一些方言词语,往往难以找到实际使用的书证(即见于历代文献中的实际用例),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历代的研究者寻找文献用例的视野主要集中在文言文献上,而《方言》中的方言词语一般出现在俗语言文献中(“方”往往与“俗”统称“方俗”,历代主流场合提倡雅言,因此较少运用方俗语),故当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到诸如医书、农书、史籍、笔记小说等,特别是面广量大且语言总体趋俗的汉文佛教文献中(包括汉译佛典及中土佛教撰述)。其次,许多方言词语没有专门记录的汉字(故只能以同音字记录),另外,一些词的不同地域的方言变体,往往也仅为语音上的变化,因而导致记录的形体各异。所以在搜寻文献用例时,我们必须突破字形的束缚,“以耳治而不以目治”,循着“语转”的轨迹而发现新的词形。

文献处理与词典编纂及修订

词典编纂及修订,依靠的主要材料是各类文献。如果对各类文献资料处理不当(包括收集、鉴定、选择、整理、识读、提炼、应用),即会严重影响词典的质量,甚至会造成硬伤。文章就《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修订中遇到的涉及文献处理的问题,分类举例谈谈自己的想法。

文獻句讀法與《周易》卦辭

本文依據先秦文獻句讀總則"一述一讀,一主一句",歸納《周易》卦辭字例,篩選出"元、亨、利、貞"等"四德"之字爲"管鑰語",按照《左傳》所載解卦句法,參酌王弼、孔穎達等前賢所説,確定了七項《周易》卦辭句讀條例:凡卦名,皆以書名號標出;凡卦名位於本卦卦辭前,皆下加句號;凡卦名取自卦辭首個詞語,在卦辭中用括號添加出該詞語;凡四德之字,當一字一斷;凡"四德"之字,其後若有占辭,則"四德"之字下宜加冒號,與占辭爲一整句;凡"四德"中字並列充當一個句子成分,相關"四德"之字間用頓號分隔;凡占辭前有"四德"之字與敘事之語,則將德與事並列後加冒號。根據上述句讀總則與條例,給《周易》六十四卦卦辭斷句、加上標點符號,並做了全文今譯。以往的文獻句讀,或依賴師徒口耳相傳,或憑一己經驗主觀判定。本文嘗試在專書範圍内,將前賢閲讀經驗抽繹成條例。因所涉文獻僅限專書,故便於進行定量研究,從中獲得相對定性的條例之集合。如此賡續,一旦將經典文獻點讀一過,則有望集成文獻語言的句讀條例數據庫,爲研究文獻語言的句法、進而建立中國特色的漢語文獻語言學打下基礎。此外,本文可以幫助文獻閲讀經驗不足的讀者,使他們有可能獨立地、理性地解讀《周易》卦辭。

古漢語概念場相關研究的回顧和思考

本文受蔣紹愚《漢語歷史詞彙學概要》啟發,試圖以概念場相關研究成果爲研究對象,嘗試梳理概念場理論發展脈絡和相關研究現狀,並在此基礎上對概念場的未來和發展提出幾點思考。

《中國古代方言學文獻集成》總序

一方言痕迹可考於我國最早的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方言記載、方言論述也零星見於先秦時期的文獻,而以活的方言爲對象並結合古方言資料作出系統研究的則始於漢代揚雄,此後近兩千年,研究者代不乏人,積累的成果非常豐富。

吴语版《圣谕广训直解》人称代词研究

吴语版清抄本《圣谕广训直解》是极好的方言研究材料,但学界还较少关注。文章通过对这一吴方言材料与对应另两种白话材料《圣谕广训衍》(王又朴)、《圣谕广训直解》(佚名)进行比较研究和穷尽性统计,考察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称代词使用问题,展示了清末吴方言中的人称代词特点,特别是这一时期的人称代词具有过渡性特点: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主要为官话型的“我”、复数形式只见“伲”,反身代词可搭配“自家”;第二人称代词使用“侬”和“㑚”等;第三人称代词则为“伊”和“伊拉”等,此外人称代词后接“拉”“淘里”等表复数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语言现象,为官话传播与方言比较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文献语言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文献语言学是研究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语言文字的基础学科,大力发展文献语言学对于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简《成人》篇“助”字发微

古文“助”字有两种写法,其一是虽有所讹变,但基本保留甲骨文中近似“叀”的原始形态;其二是顺应汉字形声化趋势,在赘加表助力的“力”或“月(肉)”旁之后发展出的,以“助”字表意初文为声符的形声写法。前者多见于商周甲骨、金文,后者则被保留在以清华简为代表的东周古文字资料当中。楚文字中用为“助”的从支、膚声之字多半是“扶”字异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楚文字中的“道”字又被写成从行、从人之形类似,属同义替换。

從清華簡《繫年》看齊長城與三晉伐齊的路綫問題

依清華簡《繫年》,知齊長城始建於戰國初期,其修築目的是爲了抵禦三晉等國的入侵。從歷史文獻和考古情况判斷,其主體西起平陰,沿泰沂山脈東行,直抵黄海之濱。在主體之外,又有三條南向複綫,以及地處古平原和古高唐背後、古濟水北岸的同類工事。公元前404年,三晉爲了求取諸侯名號曾與盟國分兵三路,跨越齊長城以伐齊。雖然由越、魯聯軍組成的西南路因齊人賄賂未能成功,但晉人主導的西、南兩路仍攻破齊長城、直趨臨淄,迫使齊君承認自身諸侯地位。

说“差科”并论其同义竞争

《汉语大词典》和《辞源》(第三版)对"差科"的释义与引例不尽一致,都存在一些问题。"差科"连文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但未成词,意义也与后来的"差科"不同。唐初期出现"差科",指包括租庸调和杂役在内的赋税,其意义在唐中期前后两个阶段明显不同:前阶段包含徭役,后阶段则不包含徭役。"差科"至唐后期泛化,在具体语言用例中或指赋税或指徭役。这一意义一直延续到晚清,直至该词消亡。"差科"属于在线成词,后来出现的意义差别基本不是词义本身的发展,而是所指内容的变化,其消亡与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差科"同义词群庞大,内部关系复杂,其竞争及其结果,既有语言外部决定性的关键原因,也有语言自身影响制约的重要因素。

《方言》“陶”之训“养”说

"陶(匋)"的本义是烧制(瓦器),并由此产生了丰富的引申义。烧制过程即"变化"过程,映射到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领域就有了"化育""造就"等义;当专指人的时候,就有了"培育""培养"等义。上述引申路径从历史语料所提供的参构词素和平行例证中都得到了证明。《方言》以"养"训"陶"是以引申义作释,不是其他词的"音转",也不需要"以音求之"。

颜氏宗杰班氏功臣——颜师古《汉书注》对训诂学的贡献

数千年来,颜氏一族,薪火相传,名家辈出。唐代颜师古即为颜氏宗杰,一生著述宏富,其中《汉书注》《急就篇注》《匡谬正俗》三书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奠定了他在中国训诂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特别是因《汉书注》而被称为"班氏功臣"。《汉书注》在辨识字形、注重口语、谙熟语法、注音别义、引证旧籍等方面,为我国训诂学研究做出较大贡献。

《方言》釋“憂”之“桓”考

《方言》"桓,憂也",郭璞無注。"憂"有憂思、憂愁,憂傷、憂痛,憂懼、憂恐,憂患、憂困等義。考先秦兩漢文獻,未見"桓"釋"憂"之例,《逸周書·祭公》孤例已被出土文獻證明是譌文,朱右曾所釋不可據。《廣雅》本之於《方言》,錢繹臆測懸揣,所釋亦不可信。與"桓"音近的一組詞中只有"悹、患"能釋爲"憂",但無文獻證明"桓"與這些詞包括"悹、患"在"憂"義上存在過通借現象。《方言》卷一中另有十條與"桓"釋例相同,均可輾轉徵考。故疑釋"憂"之"桓"爲衍文或譌文。

《重訂司馬温公等韻圖經》中的方俗音

本文從《等韻圖經》出發,結合《合併字學集韻》,分析了《等韻圖經》中的白字陰文。經研究,我們發現白字陰文所代表的是比較邊緣的、口語化的讀音,並不遵循讀書音的演變規律。具體有以下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方俗詞,它的音義均不在雅言系統中,都是口語詞,這種詞在《合併字學集韻》中往往標明"俗"或"俗用"。第二種情況是方俗音,就是這個詞雖在雅言系統中,但它的讀音有讀書音和方俗音的區别,方俗音不符合讀書音的演變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