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生眼中的抗战历史与中日关系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一次主要针对北京大学 生的“北京青年国际和平意识”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北京大学生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历史是了解的,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抗战中所起的巨大 作用是认同的,对历史和目前中日关系的态度也是严肃的。

传统家训中的青年交友观阐析

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把朋友关系列入封建社会五种基本伦理关系中。朋友关系,作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对于个体的德业、学业和事业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故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家中子弟的交友问题,在家训中留下许多颇具价值的交友思想。其中,对朋友关系的深刻认识,择友时应该遵守的贵德、重才和救难的基本标准,以及交友时应该坚持的真诚、守信和平等的基本原则,都具有现代价值,对于今天青年树立正确健康的交友观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儒家义利观与商业领域中的道德治理

本文重点阐述了三方面内容:儒家义、利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中国传统商德中的义利观,以及当代企业家所应具备的义利观。

论社会公德建设的差异性原则——以北京社会公德建设为例

在社会公德建设过程中,凸显建设手段的差异性原则,是提升公德建设实效性的重要路径。这是因为:就现实层面言,公德的实践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就理论层面言,公德要求本身亦存在着层次性。要在实践中坚持差异性原则,则需做到四点:在总体化和阶段性规划的前提下,确立公德建设的基本手段;因地建设;因人建设;因人际关系类型建设。

“非典”的道德反思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有许多值得人们反思的道德问题。人与自然环境的和睦相处,人的文明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以人为本的为政理念等是重要的几个方面。

辛亥革命时期中西文化观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本文通过对近五十年来国内外学界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中西文化观问题研究成果的深入分析,展示了大陆与港台、国外学界在此研究上的不同发展路向及其特点。本文还指出该课题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应该把握的重要原则。

现代传播方式下的佛教人间化及其对青年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变革的冲击下,佛教不断施行面向社会大众的自我调节,广泛借助丰富多样的现代传播方式弘法布道,诸如佛教生活化、佛教夏令营、影音传媒、网络媒介、佛教艺术等传播方式,取得了传统传播方式无法企及的传播效果,吸引了大量边缘性青年信众,但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佛教信仰浅层化等问题。

新媒体时代“慎独”与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培养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下呈现出道德自律缺失问题,亟需借鉴儒家“慎独”思想的自律精神,通过自我道德管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环境制约的综合推进,以期实现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的养成与提升,助力构建和谐有序的新媒体生态环境。

法治与德治:思想史的视角及现代审视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儒家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同时认为法和刑也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儒家"德治"中"君德"的思想非常丰富,"以德治君"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品格。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法治进程的今天,更应该关注德治,关注制度下人的因素,关注道德的人和人的道德,尤其要关注官员群体的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对于法治的重要性,而不应摒弃德治,患上制度迷恋症。

论悌德的内涵及现代价值

悌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德目,是于弟、幼方面的伦理规范的总名。本文着重论述了四方面的内容:悌的词源意义;悌与孝的关系;悌与仁、义、礼、智四德的内在联系;悌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价值。

国学在新文化运动前的一场自救运动——论20世纪初的保存国粹思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价值

20世纪初 ,国学内部的有识人士曾先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清理之前 ,发动过一场以“保存国粹”为号召的自救运动。这场自救运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1、敦促国学自我更新 :他们对内主张重新梳理国学内部各部类的关系 ;对外则采取引进西方学理以重新审视国学价值的方法。 2、提出国学自我更新的限度 :他们针对当时留学界掀起的盲目跟随世界潮流的做法 ,主张中西文化不能相互取代 ,国学必须保持其应有的特色。这场自救运动虽由于外部原因而流产 。

“敬”德论

"敬"作为一种道德,出现于西周初年,其最初意义主要是指一种临事态度,即"敬事"。"敬事"表现为两大层面的意义:畏—惧—警的道德心理意识和慎—肃—勤的道德行为表现。当代敬业精神在继承和弘扬其基本理念的基础上,还需结合时代特征,在责任、创新、趣味和乐群等方面予以丰富和发展:凸显责任的属人性与社会性;辩证分析以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长度为主体的敬业评价尺度,强调创新是人之主体性和创造性特征的集中体现;主张趣味是敬业精神的真正底色;明确乐群这一传统理念与团队精神在内涵上的相合处。

王畿重刻南大吉本《传习录》与南本相关问题

刊刻于嘉靖三年的南大吉本《传习录》原本今不可见,研究者所见乃存世不多、各不相同的南本重刻本,于南本相关问题多有争议。王畿嘉靖二十九年重刻南本《传习录》未曾被研究者论及,该本是补原刻版之缺毁而成者,基本保持了原刻本的面貌,但王畿重刻本与原刻版亦均非南本原貌。文献中所见钱德洪关于南本的描述同于王畿本。王畿本的发现,为研究者历来聚讼纷纭的钱德洪的相关说法找到了版本依据。将王畿本与传世各种南本重刻本比较,可以澄清南本相关问题。王畿本卷首王畿序,尚提到此后四年问世的《传习续录》,为考察《传习续录》的刊刻提供了线索。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王阳明《大学问》来历考

《大学问》是王阳明晚年重要著作,有关《大学问》的成文、刊刻经过则只有其弟子钱德洪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本文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对钱德洪有关《大学问》来历之说有所疏证,以明其所言《大学问》于成文前即为师门“口口相传”的“教典”非无稽之谈,而从嘉靖丁亥笔录成书至嘉靖癸巳、甲午之际其弟子方将之公开刊刻,体现了他们对于师嘱的遵从。

推原治道——程伊川《尧典》解引义

程伊川《尧典》解是其《书解》中比较完备的篇章。伊川认为,"治道"之成始于尧。其根本即在于尧之治理本于客观法度,由此形成的典常法则足以垂宪后世。要而言之,本于"义理"所安以为治,明用俊德之人乃为治之先,治理的目的在于"正家",分官设职,明确政治责任,选贤与能。它们勾勒出了华夏治理之道的基本规模。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

驳《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

《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刊发的胡永中《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对阳明学研究中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提出“新说”。其一,以南刻《传习录》刊刻时间在嘉靖五年八月至嘉靖七年十月之间；其二,以王阳明首次提出“致良知”三字的时间在嘉靖三年甲申,并基于此,曲解王阳明《年谱》辛巳“始揭‘致良知’之教”的含义,质疑《年谱》所引“遗书守益”为“来历不明”、为“可疑”。其考证结论既不成立,其推理过程亦问题良多。本文通过驳论,意在澄清相关事实。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

清末“新政”是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清廷一方面希冀引入欧美、日本的富强之术来改革弊政 ,另一方面又紧紧把住“三纲五常”这个传统的伦理纲常不放。此种首鼠两端的变法模式 ,与以往的中体西用模式有联系性 ,但更有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相适应的新特点。本文以清末“新政”的两个中心观念为线索 ,逐层揭示了“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