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分析中的模型选择--以农村居民商品与服务消费需求为例

文章基于2000—2021年我国31个省份农村居民商品与服务消费支出的面板数据,对施加了理论约束进而能够反映消费者选择公理的双对数(Double-Log)模型、线性支出系统(LES)模型、鹿特丹(Rotterdam)模型、近乎完美需求系统(AIDS)模型和二次近乎完美需求系统(QUAIDS)五个完整需求系统模型进行了样本内和样本外的商品与服务消费需求预测评估研究。结果显示,QUAIDS模型的预测表现最好,AIDS模型和Dou-ble-Log模型次之,LES模型和Rotterdam模型相对较差;模型函数式方法的预测误差明显大于弹性均值方法的预测误差,弹性均值预测方法优于模型函数式预测方法。根据经济变量和非经济变量弹性绝对值大小、显著性以及正负符号是否符合经济学理论和现实观察,有助于判断模型选择的恰当性,但不能据此确定模型的优劣,需要通过样本内和样本外的预测评估,特别是样本外的预测评估选取适用的需求分析模型。

以消费者友好为导向 改革预包装食品标签规范

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承载着产销企业对消费者的基本承诺,是消费者获得食品原料与加工生产等相关信息的基本途径,在市场交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我国现行的预包装食品标签规范不断完善,但仍存在消费者不友好问题,严重损害消费者福利,给不法商家留下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可乘之机,为食品安全埋下隐患。文章建议以消费者友好为目标,对预包装食品标签制度与规范进行系统改革,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使消费者有能力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进城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对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家庭异质性的研究

相对于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可以更全面、更直观地反映个体或家庭的福利状态。在我国,随着劳动力在乡城间的流动,乡城居民的家庭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基于家庭同质性的消费不平等测算容易产生较大的误差。在进城农民工逐渐呈现家庭化迁移的背景下,利用2016年CFPS数据,对比分析城镇地区拥有不同数量、不同年龄孩子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工两类群体家庭间的消费成本,采用等价尺度对消费不平等的测算进行校正,并进一步对城镇地区的消费不平等进行分解测算。研究发现:忽略家庭成员数量、年龄结构的测算方法,容易低估当前的消费不平等状况。其中,对于农民工群体,基于完全需求系统测算的消费基尼系数高出未调整水平将近20%;群体分解的结果显示,农民工群体对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贡献大于城镇居民,且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不平等大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群体间的不平等;消费类别的分解结果显示,当前拉开城镇地区消费差距的主要是家庭设备、其他支出、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支出。

多措并举促进民营检验检测机构发展壮大

作为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高技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检验检测行业在保障和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推动产业升级、保护生态环境以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检验检测机构在其中大有可为,但民营检验检测机构,在当下和未来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前景并不明朗,这极大地削弱了民营资本在这一领域的活力和投资意愿。鉴于此,十分有必要深入探究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民营检验检测机构发展壮大。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传统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县域经济增长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农村普惠金融对破解县域经济发展困局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5—2020年我国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传统金融效率低,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和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为有效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应进一步加强县域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平衡发展;着力提升传统金融效率、发展水平与便捷程度,更好地发挥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低收入家庭食物券补贴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与中国启示

食物券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障低收入家庭食物安全和营养需求、减贫、促进逆周期消费刺激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在分析学术界关于现金补贴与食物补贴之间的争论和选择依据的基础上,介绍美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食物券计划的制度设计、实施效果和成功经验,探讨中国开展低收入群体食物券计划的路径选择。研究表明,现金补贴具有管理成本低和灵活性优势,食物券在提高食物边际消费倾向和营养多样性方面具有优势,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和补充;食物券计划设计和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与社会保障体系相融合、善用科技支撑运行、确保市场运行良好和可接触、采取配套措施促进营养健康食物选择。建议在评估中国各项现金补贴计划对低收入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与营养摄入影响的基础上,将食物券纳入现行社会保障体系,重点保障老、弱、病、残、低保家庭和特困人员家庭的基本食物与营养需求,并鼓励地方试点探索食物券制度设计和实施经验。

数字之利与数字之弊:短视频对农村居民的影响

以理性成瘾理论为根基,基于全国五省市农村地区的一手调研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短视频对农村居民时间分配和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短视频是一把“双刃剑”,短视频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有益信息促进了其非农劳动时间的增加,带来了数字红利;同时,短视频长时间的静态使用行为增加了农村居民患超重、肥胖的风险,危害其身体健康。短视频的“红利”作用仅体现在日均用时0.5小时以内的群体中,而对沉迷于短视频的农村居民来说,短视频带来了对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尤其对日均用时多于2小时农村居民的生产劳动(农业、非农劳动时间)和身体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双重危害,且短视频对年轻女性居民的健康尤为不利。应高度警惕短视频的危害,避免其发展成为“数字鸦片”,可探索按照短视频内容进行分类、分级限制管理,以保留其优势、规避其危害。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偏好模式与归因分析

甄别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偏好特征是解决供需错配、提高供给效率的关键前提。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以多维度代替单一维度分析路径,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识别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偏好模式,并基于安德森模型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其归因。研究发现: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具有多元化的选择和组合偏好,可分为全方位养老服务的积极利用型、偏重陪伴服务的中度利用型和消极利用型三种模式,分别占比9%,15%和76%。身体健康状况差、经济收入高、家庭养老支持弱、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水平较高和拥有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更可能成为全方位养老服务的积极利用型,对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模式选择呈现出典型的外在政策环境诱导特征;独居及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高龄老年人更可能成为偏重陪伴服务的中度利用型;而年龄较小、家庭养老支持强、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水平较低和缺乏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的非独居老年人更可能成为消极利用型。因此,需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群体针对性,重视老人陪伴服务,加大居家养老服务需方补贴力度和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和地市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并显著减少了零工型就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增加了稳定型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少农村劳动力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小规模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对规模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无显著影响,并且对高社会资本家庭、女性和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

农业生产托管薄弱环节补贴能否提高农户全程托管意愿?——以农业病虫害防治补贴为例

农业生产托管补贴的政策目标之一是通过补助小农户购买农作物生产的关键及薄弱环节托管服务,以补齐农业生产托管中的短板,引导农户生产经营方式逐渐从单环节托管、多环节托管向全程托管转变。基于中国三个病虫害防治托管补贴试点区的农户调查数据,探讨农业生产托管薄弱环节补贴是否会提高农户的全程托管意愿,同时甄别了补贴对家庭不同土地规模化和老龄化程度的农户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在耕种收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托管比例较高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托管薄弱环节补贴对农户全程托管意愿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农户对薄弱环节托管服务的经济效益认知越高、教育水平越高,其全程托管意愿越高。一兼农户比纯农户的全程托管意愿高。土地规模化程度对农户全程托管意愿的促进作用在自有农机的调节效应下得到减弱。托管补贴对家庭土地高规模化和高老龄化组的农户全程托管意愿影响显著。为此,应逐步扩大农业生产托管薄弱环节补贴覆盖面,补贴应重点关注土地规模化程度高和老龄化程度高的农户家庭。同时,应规范服务标准,降低服务价格,激励农户的潜在服务需求,使得农户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托管、技术密集型服务托管向全程托管转变。

电子商务助推小农发展的中国例证

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力地助推了中国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连接,成了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重要途径,也将有助于促进以安全、营养、可持续、有韧性的中国新型农食系统的转型。研究发现,电子商务通过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推动小农进入全球价值链,帮助小农更好地进入市场。物流和通讯基础设施、对小农具有包容性的数字商业平台以及新农人是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前提条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需要构建一个由网商、政府、服务商或公共服务主体共同组成的、适合小农发展的电商生态系统。网商是电商发展的主力,负责整体的网络市场运作;政府是电商发展的助力,负责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发展氛围,政策引导和统筹协调;服务商则提供代运营、网商孵化、人才培育、资源整合、园区运营等一系列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此外,电子商务也可能将无法参与数字经济或缺乏所需技能的小农排除在市场之外,因此,“数字鸿沟”成为在发展农产品电商过程中带来外部区域失衡和内部农户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消费者对可追溯牛奶的支付意愿:基于属性不在场的选择实验

利用我国北京、南京和西安城市居民牛奶消费调查数据,采用联合选择实验(CBC)实证分析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可追溯性的支付意愿。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在CBC分析方法中加入对属性不在场问题的考虑,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属性不在场问题导致的参数估计有偏问题,还可以显著提高实证模型的拟合度和有效性。结果表明,不考虑属性不在场问题会导致联合选择实验中属性主效应估计出现有偏,并高估相应的消费者支付意愿,本研究采用的“先验概率法”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消费者对牛奶的可追溯性有很高的支付意愿,特别是对于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认证的可追溯牛奶,支付意愿更为显著。因此,在我国进一步加强牛奶的追溯体系建设,并鼓励发展包括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相关认证,都可以显著地提高我国消费者对国产牛奶的选择偏好的支付意愿。

我国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势在必行

完善农产品标准体系、强化农产品质量导向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开展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完善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有助于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合作社等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作用凸显

近一个时期,大江南北,烈日炎炎,滚滚金色麦浪随着大型收割机的缓缓驶过而颗粒归仓。据农业农村部6月15日消息,全国夏粮4亿亩已收获九成,预计小麦亩均增产4公斤。消息传来,给疫情之下的国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喜讯传来之际,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农机专业合作社等生产性服务组织以“服务规模经营”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解答“谁来种地”“如何种好”问题的有生力量。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抑制效应

基于2016年、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是否抛荒及抛荒程度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节的生产性服务对抛荒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抑制作用大小依次为种植规划服务、机耕服务和病虫害防治服务,灌溉服务和生产资料购买服务影响不显著。与单环节生产性服务相比,“种植规划+机耕”“种植规划+病虫害防治”和“机耕+病虫害防治”等多环节生产性服务对抛荒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与以村集体为主导的供给模式相比,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有助于增强生产性服务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通过缓解劳动力约束和弱化耕地资源禀赋的限制来抑制农地抛荒;从农户禀赋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抑制作用在家庭务农收入占比较低、有65岁及以上老人、土地产权模糊的农户中表现更加明显。

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其对超重肥胖的影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农村居民超重肥胖问题迅速蔓延,该现象背后隐含着对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治理负担。超重肥胖的主要原因是食物消费结构不合理。在影响居民食物消费的因素中,除收入和价格等传统要素外,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食物消费习惯不容忽视。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嵌入动态机制的近乎完美需求系统(AIDS)模型和人体体重形成模型,搭建了“价格/收入—食物—卡路里—体质指数(BMI)”联动关系式,实证分析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其对超重肥胖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其中,食用油、谷物、蔬菜的习惯形成效应强度大于其他食物类别;食物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强化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对于收入和食物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引致的营养结构变化是导致农村居民超重肥胖的主要因素;食物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加剧了经济增长背景下农村居民超重肥胖的蔓延趋势。因此,应加强营养均衡导向的健康饮食模式的长期宣传,逐步引导农村居民形成科学健康的饮食习惯,通过饮食干预措施从根源处遏制农村地区超重肥胖蔓延趋势。

以数字乡村建设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业生产智能化、引入现代农业机械和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农业生产领域的信息库等带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促进优质安全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数字乡村建设应加强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培育乡村数字技术人才,实现农业数据信息共享。

贫困线视角下农村居民收入对膳食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微观实证

我国农村居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其膳食健康状况仍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分析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家庭生产理论,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和健康膳食指数(HEI),运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回归、门槛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评估我国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分析收入对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影响,对比分析贫困居民与非贫困居民之间的影响差异,从膳食健康视角评估当前贫困线标准的合理性。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与非贫困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非贫困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明显优于贫困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贫困居民膳食健康的收入效应明显高于非贫困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存在内生性,不考虑内生性会低估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收入效应;从膳食健康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贫困线标准应提升至3159元,高于当前的贫困线标准(2011年为2300元)。因此,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仍是改善农村贫困人口膳食健康的重要途径。如果计划对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进行政策干预,现有的贫困线有必要进行上调。

反食品浪费立法 引领节约绿色低碳新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食品浪费不仅严重违背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严重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2020年我国粮食累计进口1.4亿吨,然而我国每年的粮食浪费量却触目惊心。从世界范围来看,每年约有高达16亿吨的食物被浪费,与此同时,全球每9个人中就有1个人仍面临饥饿,每年有约900万人死于饥饿。当下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给国际上粮食和食品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国际和国内粮食安全构成的风险持续加大,反对食品浪费更加刻不容缓。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我们都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食品浪费。

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湖南、安徽和浙江三省的农户调查

基于3省521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实证分析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对农户家庭收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群组差异。研究发现:(1)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有助于农户增收。在反事实假设下,选择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的农户若未选择外包,其家庭年人均收入和家庭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将分别下降8.7%和9.9%。(2)从群组差异来看,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对工资性收入占比较低和耕地面积较大农户的增收效应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