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声字形符系统的产生及其功能

本文以系统论的方法 ,对形符进行阐释。认为高频形符的产生、形符的定形定位、形符表义的抽象化是形符系统形成的主要标志。作为系统内的要素 ,每个形符之间存在着交叉、互补和包含关系。同时 ,形符作为形声字的类聚标志 ,体现了形声字的层次性、网络性和开放性。

英国文学中的哥特式因素与哥特式小说

“哥特式因素”在英国文学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它的定名与“哥特人”及“哥特式建筑”不无关系 ,它具体包括幽灵鬼怪、邪恶力量、古堡、修道院等因素 ;而“哥特式小说”又是由哥特式因素编织而成的复杂的文学样式 。

意境理论的当代阐释——也谈文艺理论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建国后我们的文艺理论是由苏联引入的认识论文艺学 ,其本质是理性主义至上的传统形而上学 ,框架之内的修补式改良 ,不仅难解其弊 ,且使新观念被异化 。

关于人类语言局限性问题的思考

从中国古代文人先哲对语言生发的"道不可言"、"言不尽意"、"意不称物"的思想体认,到西方哲学家对语言困境阐发的理性思考,都说明了人类语言具有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从语言的本质特征和功能角度看,语言的线条性决定了语言不可能共时地再现立体的、多维的世界;语言的概括性决定了语言不可能充分地表达尽事物所包含的所有意蕴;语言功能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独自地发挥交际与思维作用。清楚地了解和认识语言的局限,对于我们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语言、运用语言、超越语言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司马迁的心理障碍

本文用司马迁自己选用的史实来论证司马迁的心理障碍 ,以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评文史遗下的错案 ,贬抑了李广畏罪自杀、李陵投降 ,为有功于国的汉武帝、卫青。

《呼啸山庄》多重主题的再阐释

《呼啸山庄》的主题是多层次的,诸如“善与恶(爱与恨)的冲突”说、“邪恶”与“报应”说或“罪与罚”说等。本文认为《呼啸山庄》在吸纳哥特式小说的主题传统的同时也成功地超越了它,于是也就有了“阶段斗争”说和“风景宁静因素”说等主题的再阐释。艾米莉是一个高明的继承者也是一个大胆的革新者,她为那些瞻前顾后不知所措的作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范式,正因此《呼啸山庄》才得以不朽。

丁玲早期小说的女性处境与叙事策略

丁玲早期小说作品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命题” ,在“五四”以来一直属于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世界中注入了“第二性”的声调。她以自己的整个文本作为一个作者话语 ,通过对其笔下的女性处境的描绘 ,同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声音进行“对话”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策略。

浅析《呼啸山庄》中的“恶魔”与“天使”形象

在英国文学中的确存在着所谓的“哥特式小说传统”,而且它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也许是我们揭开《呼啸山庄》的创作之谜的一把金钥匙。以此为切入点,进而研究艾米莉·勃朗特怎样借鉴了哥特式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所取得的经验,笔者发现尽管她仍旧采用了哥特式小说的人物模式即恶魔与天使的对立式的人物格局,但是在艾米莉的笔下,僵化的人物变成了丰满的艺术形象,正因此《呼啸山庄》成了一部非同寻常的经典之作。

冷月葬花魂——谈《葬花辞》中林黛玉一生命运的“诗谶式”写照

本文以著名红学家蒋和森先生抒情散文式的论文写作笔法探求《红楼梦》中《葬花辞》的真谛,指出这是林黛玉一生命运之“诗谶式”的写照。在曹雪芹原稿后八十回中,林黛玉是在宝玉和凤姐双双获罪后的次年春残落花时节,泪尽而去“证前缘”的,并非是高鹗续书中所写的“祸起”之年的秋天,正如辞中所说:“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羊的门》的文化选择

李佩甫的长篇力作《羊的门》 ,一直被认作官场小说 ,但如果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文本 ,会发现小说中蕴涵着人性善与恶的交织 ,这其中体现着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对人格面具及表演性的揭露 。

曹禺戏剧中“疯子”群像及其原型流变

在曹禺戏剧中 ,我们不难发现“疯子”意象的频繁出现。考察中国乃至世界文学、文化经典 ,我们意识到“疯子”意象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并且具有形象的相似性和内在精神机制的稳定性 ,从而成为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共同寻求的先知先觉人间评判者的原型意象。“疯子”群像在曹禺戏剧中完整的原型流变过程 ,体现了作家复杂的内在心理结构及其认识世界、认识自身不懈的上下求索 。

论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的写作

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们在世纪之交的文坛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们从事写作的时候正是她们身体细胞最活跃最旺盛最充满能量的时期 ,她们就象一团怒放的烟花 ,当空闪烁 ,璀璨夺目。她们的写作作为一种象征 ,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多元化格局。本文试从她们成长的环境入手 ,分析作为“七十年代出生”的她们的写作姿态以及其利弊得失。

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小说的平民立场和人道关怀

汪曾祺并不是一个规避现实的隐逸者 ,从他对男性群体“义”与“利”的取舍 ,女性群体“情”与“欲”的同情 ,以及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赞美与批判中 ,可以折射出他民粹主义式的人道主义关怀与托尔斯泰式的宽容与同情 ,在他的人生境界中 ,写着一个“爱”字 。

《包法利夫人》中的隐喻象征意象阐释

在一部小说的背景中 ,反复出现的意象往往具有隐喻象征性 ,与小说中的人物构成一种对位关系 ,使作品获得了表层情节之外的深层意蕴。《包法利夫人》中的“雾气”意象暗含了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相处时的迷惘困惑 ,不安焦躁 ;“阴影”意象是主人公心之阴影的外化 ,是命运神秘的象征 ;“瞎子乞丐”是人在与命运抗争中的盲目性的隐喻。借着这一组组意象作家福楼拜隐身于小说之中 ,与读者进行着“秘密交流”。

中日书信的文化比较

书信不仅是思想感情、信息的载体,更是文化的载体。中日两国书信在名称、记录符 号、语言、书与工具、信文格式、信纸及信封等诸方面,既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又各有特色。

散文细节描写的艺术功能

细节描写不只属于小说 ,同样适用于散文。从作者写作 ,到读者阅读 ,细节之于散文具有一定的表现功能和审美功能。小说的细节描写细腻、连贯 ,具有动态性 ,主要用来刻划人物 ,推动情节 ,表现主题 ;散文的细节描写则具有片断性、跳跃性和意象性的特点 ,除了刻划人物形象外 ,还可以表现情趣 ,拓展意境 ,传达神韵 。

论专字的本质及成因

专字是写词的某一专义的专用字 ,它与异体字、随词分化的区别字、类化字的性质都不同。产生专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本文只重点分析来自社会方面的几种原因 :书写者的随文标义、书面简略记言和说字者强生分别。

90年代散文热文化成因论析

20世纪 90年代骤然兴起的散文热 ,虽无理论先导 ,但也绝非偶然 ,更不是无迹可寻。其实是散文文体自身特质与商业社会文化需求的一次历史性的际会。概而言之 ,原因有三 :一是商业文化的多元需求使然 ;二是对极左路线话语权威的规避与消解 ;

耙耧山:炼狱与家园——关于阎连科小说创作母题的阐释

被定位为“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的作家阎连科以其感同身受的方式,将自身融入了他在多年创作中打造的那个独特的“耙耧山”小说世界里,表达着恒定的写作基调与创作母题:在亲缘关系、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三位一体的宗法制乡村社会环境下的乡村与乡民,权利与阴谋,困苦与死亡。耙耧山是阎连科生命的家园、褐色的桎梏、精神的炼狱。

再论“卡塔西斯”

在西方 ,自文艺复兴以来 ,对“卡塔西斯”有种种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可分为“净化说”、“宣泄说”两大类。我国学者朱光潜先生也是主张净化说的 ,但他的净化说却包含有宣泄的意思 ;罗念生先生把“卡塔西斯”译为“陶冶”,主张具有东方诗教色彩的“陶冶说”。而笔者认为 ,艺术中的“卡塔西斯”作用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情感现象 ,它涉及美感的心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