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组织及功能研究

辛亥革命以后,在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思想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回族内部一批知识阶层和先进分子出于振兴民族、弘扬伊斯兰文化、发展民族教育、沟通回汉感情、改革回族与社会发展不适宜的陈规陋习为出发点,创立了不同类型的回族社团。这些社团成立后,在组织动员各地回族创办学校、发展回族教育、创办回族报刊、从事学术研究、维护地方回族利益及宗教信仰自由,动员回族全面参与抗战,推动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回族认同——以泉州陈埭、白崎回族为例

今天泉州晋江市陈埭镇、惠安县白崎乡及周边地区居住、生活4万余丁姓及郭姓回族,他们是宋元时期移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后裔。由于元末战乱、明政府实施同化政策、大量回汉通婚、丁氏家族"读书入仕"等原因,这部分群体开始融入地方汉族主流文化。现在他们中90%以上人口已失去伊斯兰教信仰,但他们仍有回族认同意识。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民族识别及70-80年代重申陈埭及周边丁氏、郭氏群体为回族,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认识民族与宗教(即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成为现阶段影响回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问题。泉州陈埭丁与白崎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回族认同的样本。

民国时期“回族”“回教”之争与回族群体的自我认知

民国时期在回族知识界、政界引起的"回族""回教"争论持续数十年,究其原因,表现在:对回族构成问题认识迥异;民国初期,少数民族是否为中华民族成员,尚未明确;学界对回族、回教、伊斯兰教等概念认识模糊。

记忆、历史过程与应对——宁夏海原的个案研究

黄土高原一隅的海原,历史上遭遇过人口迁徙、大地震、生态恶化与经济贫困。人们在记忆这些事件时,包含了现实的意义与应对。记忆是历史,也是现实。记忆过去的现实意义在于,遇到现实问题时,民众会从记忆的历史感中获得力量和慰藉。

澳门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

据史料记载，明代之前，伊斯兰就进入澳门，尽管在具体时期和进入方式上还存在不同的见解，不过从历史遗留来推断，伊斯兰在澳门的进入，还是通过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们从中东及波斯湾远道而来，在澳门落地生根。二战期间，有大量回族躲避战乱来到澳门。另外还有香港的华人穆斯林，印巴穆斯林以及其他族群的穆斯林。

中亚东干人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

今天生活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大约有13万,他们原本是清朝末年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在白彦虎等几位首领带领下逃亡中亚的陕甘回民后裔。由于他们迁徙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环境,并与内地回族在完全隔离的状态下生活了130多年,其语言、文化等受到相邻民族文化影响,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他们仍有较强的回族民族认同意识,自认为是"中原人""老回回",对"东干人"的称谓并不认同,并且希望能得到中国学者的支持。

应对与认同:西海固人在银川——移民区卢草洼的个案

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人流动到北部银川市及其郊区,受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有着迥异的表现。本文以斯科特的"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为理论依据和个案参考,分析了在时空转换过程中,宁夏南部山区人在政策性移民下,在实现身份的转换过程中,用移民身份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做出的应对。

马福祥与清末及民国时期的蒙藏边疆治理

马福祥是近代以来回族官员的一个杰出代表。其在清末随仲兄马福禄镇压农民起义起家,每每在关键时刻与清政府和民国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先后在宁夏和绥远主政,并在晚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先后处理过十三世达赖与塔尔寺僧众冲突等一系列蒙藏边疆纠纷和事务,其善于运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为维护边疆统一、稳定及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马福祥关于蒙藏治理思想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其最大的特点是正视现状,能从根本上寻求解决途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修建"高原铁路"的建议,而这些思想又集中反映在其著作《蒙藏状况》及一些文章与演讲中。

民国回族人物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王正儒博士《马福祥》

回族学者王正儒博士撰写的《马福祥》，于2012年7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约34万字。我国著名回族伊斯兰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余振贵先生，著名回族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石舒清先生为此书作序。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尘封于历史灰尘下的近代著名回族政治家马福祥先生在中华民国动荡的时代，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思考，叙述了传主鲜为人知的事件。

交融与结构的交替——中国穆斯林朝觐及圣人花园仪式过程的主体性实践

中国穆斯林远离家乡近40天的朝觐过程,并不是与日常生活的错位,而是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程序进行时间安排、完成"五功"的日常化行为。本文通过对朝觐过程、朝觐归来的迎接、朝觐之后的生活以及圣人花园的仪式过程等文化事项进行分析,表明穆斯林朝觐的仪式过程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秩序化体现,而不存在交融和阈限状态,也没有结构与反结构的意义象征,更没有脱离与回归的过程。

论我国清真寺管理模式的历史变迁

清真寺是我国回族等穆斯林举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场所,也是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与分布的象征,同时还承载着伊斯兰文化传承与文物保护的主要功能。随着历代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内部组织制度的干预,清真寺的管理制度也在不断进行更新和调整。从唐代"蕃坊"制到元代"哈的司"再向"教坊制"的转变过程中,清真寺管理也经历了三掌教制——掌教世袭制—阿洪聘任制—董事会制—民主管理制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伊斯兰教与我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