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关系:关于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研究

民族关系的动态性特征的真实性表现来自交往过程,而非外在表现的静态特征。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案例显示,民族关系和族群认同的表征方式是情景性和多元性的,民族关系依赖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和交流。日常中的民族关系,不是单一刻板的,而是多样动态的。

回族研究与回族学学科建设

回族学学科建设成为近30年来回族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对回族学学科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半个世纪以来,回族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有较大提升,研究队伍在不断加强,平台建设初具规模,回族学学科已经基本成熟。

流动社区的民族关系——以宁夏银川市同心路市场为个案

流动社区民族关系的真实性表现来自交往过程的动态性特征,而非具体的静态表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同心路市场的案例表明,民族关系的表征方式依赖于日常生活中的族际动态交往。流动社区民族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需要长时段的族际开放式互动进行维护,从而促进不同群体彼此了解、相互适应。

关于城市化进程中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的思考——以河南省周口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不断交融,散杂居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逐步加深,需要继续加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和各民族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尊重各民族的多样文化,以期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

民国时期回族社团与共和政体构建

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华民国及提出"五族共和",激发了回族民族意识的觉醒,许多社团组织曾发起争取国大代表、参议员、立法委员回族名额活动,积极参与共和政体构建。特别是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中国伊斯兰教青年会、中国回教协会在政治参与活动中起了引领作用。

回族、东乡族、撒拉族手抄本《古兰经》考察

手抄本《古兰经》是穆斯林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辉煌篇章,其书画水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中国东乡族、回族、撒拉族收藏的手抄本《古兰经》是认识和研究西北穆斯林的珍贵文献资料,尤其是元、明时期的手抄本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存世极少,是西北穆斯林历史文化承续古代文明薪火的重要文本,它包含了大量有关西北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的族源、回儒文化融合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一带一路”建设与东干学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提出的带动沿线国家摆脱当前困境,促进世界经济走向持续和平发展道路的新愿景和行动纲领。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民族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东干学研究应当梳理各分支学科成果,搭建数字化网络平台;详细调查东干族历史、语言、文化、民俗,研究东干族的民族形成过程;转写翻译东干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

传统再造、族际交往与乡村社会整合——宁夏黄渠桥镇“桥神”祭祀的人类学考察

宁夏黄渠桥镇"桥神"祭祀是以地方性龙王信仰与历史记忆为文化要素,以黄渠桥、黄渠和"龙头"石雕为物质载体,融入了更大文化圈中的若干要素所形成的仪式展演与传统再造。通过对黄渠桥镇龙王信仰的考述和仪式的考察发现,在"桥神"形成的文化逻辑中,经由象征隐喻展开了人们与传统的调适性互构,从而实现本土的龙王信仰再整合和文化再生产。在"桥神"祭祀的仪式展演中,通过仪式交往促进了各族群众的文化性互惠,进而实现族际互助关系的强化。由此,以"桥神"祭祀仪式为中心形成的"四维一体"的乡村社会整合,再生产着具有文化共享和地域认同、族际互惠和人情往来的地方秩序,从而为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凝聚力的夯实与共享精神家园的构筑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和特殊的文化资源。

“重新连接中国与穆斯林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郑和国际和平基金会与马中友好协会主办,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协办的“重新连接中国与穆斯林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8月11-12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成功举办。郑和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在美国注册的非赢利非政府组织,旨在构建亚洲地区的文化互动、文明对话与和平服务。

跨国网络与认同:东干人日常生活中的家国情怀

在全球化背景下,用跨国网络的概念研究东干人的认同,可以对海外华人研究起到个案补充作用,为东干学研究提供新视角。东干人的家国情怀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调适、国家认同、饮食习惯和跨国网络等几个方面表现出认同的多样性特点。

观察穆斯林:人类学的教训

人类学家通常是在异文化环境中进行伊斯兰研究,其主要贡献在于描述伊斯兰信仰和观念如何被付诸实践。人类学家讨论的"一种伊斯兰"还是"多种伊斯兰"具有不同的语境,是本质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人类学家关注的是穆斯林如何行动,如何看待其世界。没有必要给出一种明确的人类学伊斯兰定义。

生存、适应与发展:泉州百崎回族文化的变迁与反思

文化是人群共同体在适应环境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机制和制度安排。一个族群的文化变迁既有客观现实因素,也有主观心理因素;既有面对现实生存环境压力的被动性适应变迁,也有为了追求族群自我的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性适应变迁。文化随着一个族群客观生存环境和生存策略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在不同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中为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做出适应环境的文化理性选择,而且这种文化的理性选择建立在追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理性基础上。在生存和发展实践过程中,人们会随着历史发展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被动或主动地做出相应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的调适与重构,理性的选择适应自身生存环境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于此同时,人们也会理性的选择适应自身生存环境的文化模式。故此,民族文化变迁是建立在民族社会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性是建立在实践理性之上,文化理性随着实践理性的变化而变化。

顾颉刚谈民国回族社会

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发表关涉回族的三篇文章,即1937年3月发表在《大公报》的《回教的文化运动》,1936年11月发表在《独立评论》的《回汉问题和目前应有的工作》,1939年2月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与讨论,反映当时学界关于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及回汉民族关系、回族新文化运动等方面的思考与认知。

本土化视阈下近代回族教育传承与革新

晚清至民国时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教育救国思想兴盛起来,回族知识阶层对长期以来在回族内部盛行的传统经堂教育表现出的历史局限性与不适应社会方面进行反思,并提出发展回族新式教育的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支持。一些在国外留学或出国考察的回族人士带头付诸实践,改革经堂教育。回族教育社团组织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在促进回族新式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回族宗教权威人士、知识精英和在军政界任职的高级官员,在发展回族新式教育方面形成共识,但同时认为传统经堂教育还有保留的必要,并要保证其生存发展的空间。近代回族教育的传承与革新,也是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一个缩影。

老舍与回族抗战题材话剧《国家至上》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除积极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外，极其重视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1939年3月经救国协会副理事长唐柯三与复旦大学马宗融教授倡议，救国协会组织成立回教文化研究会，并发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教文化研究会成立宣言》，指出：“民国肇造，国父孙中山先生昭示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主张，回胞始渐呈复苏的状态。学校的创立，刊物的发行，民众及学术团体的组织均见活跃，而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业，回民亦开始努力。抗战以来回民本国家至上的大义，积极参加。

近代回族报刊的时代特征

伴随着近代回族社会的发展,掀起创办报刊的热潮,一些回族文化界、政界、宗教界精英阶层本着开启民智、发展教育、沟通文化、改良宗教、振兴民族、凝聚人心、化除畛域、传达各地回民信息、动员回族积极参与抗战等为目的,在全国各地先后创办200余种报刊。近代回族报刊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在促进民国时期回族文化研究事业的发展、推动近代回族社会进步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近代回族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以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为中心

通过《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一书的文本内容,分析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访的时代背景、具体过程和卓越成效。以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的历史践行为中心,解读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爱国者群体形象。回族知识分子在这一特定时代的救国实践,不仅加深了回族爱国主义的历史积淀,也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马坚理解中国回族知识分子的心史

马坚先生于1906年出生在云南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先后求学于清真寺的经学堂、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昆明明德中学,还去宁夏固原在虎嵩山阿訇门下学习。后来又到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师从达浦生、哈德成、王静斋等学者。

亚瑟儿·十娃子:中亚回族文化的奠基者

亚瑟儿·十娃子，是吉尔吉斯共和国著名诗人、作家、语言学家、翻译学家、文艺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中亚回族文化的奠基者。亚瑟儿·十娃子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青年时代起就从事东干文字的创制和书面文学的创作。他一生中用东干文、俄文、吉尔吉斯文写作和翻译出版了四十余部诗歌集、小说集、散文集、剧本等。为中亚回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中亚和世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东干人的分布区域与民族认同

陕、甘、宁回族难民在刚到托克马克时，他们在周围搭建了90多个蒙古包，或用芦苇搭建窝棚，或在坡地挖窑洞等临时性住所度过寒冬，1878年春天来到之后他们被迁移到距离托克马克七八俄里的楚河右岸，地方政府划拨安置费5．6万卢布，他们购买籽种、耕畜、生产工具等。白彦虎被委任为东干人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来他们开始建造中国式房屋，开辟了果园和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