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十字路口的日本法科大学院制度

本文介绍了日本借鉴美国法学教育模式建立的日本法科大学院制度和新司法考试制度的背景、理念,重点阐释了日本法科大学院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对新的法律职业教育模式与旧有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日本制度和韩国的制度改革作了比较法上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看法。

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障碍及对策研究

对行政执法责任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文章择取该制度体系的理想化程度、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等要素,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进行分析,提出应通过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制度,完善权责结构,健全岗位职责体系,细化考核评议标准和提高责任追究规定的可操作性等方面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体系,提升其理想化程度;从提高人员素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个人执法档案制度和案卷评查制度等方面提升主体执行能力,切实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落实。

日本《化学物质审查规制法》的新启示

日本《化学物质审查规制法》是世界最先进的有关化学品管理的综合性法律之一,其中很多方面值得我国借鉴,通过对目前日本在化学物质管理方面最新的进展和研究分析,将为我国化学品管理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何谓“法治”——以埃利希(Eugen Ehrlich)的两种法模型为题材

从介绍"法治"思想的三个源流入手,着重介绍埃利希的"活的法"思想,提出了"国家法"与"社会法"两种法模型,并指出在变动的社会里,通过对国家法的适当解释的变迁,法律实践的积累会表现出变动的法律意识,产生出对应于这种法律意识的法律规则以及对既有规则的崭新解释。为东亚法哲学研究以及在东亚区域内实现共同规范的构筑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

透过影像(Image)理解“法”?——基于日本司法中的影像资料及其运用的探讨

在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中,长久以来只使用文字或语音媒体记载和探讨法律问题的。同样在日本,尽管视觉文化在2000年之后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但既有的法学理论尚未对视觉材料的性质和效果展开讨论。本文以日本法中影像表现的运用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法学研究中影像分析的意义及其课题。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从理论上介绍和整理在法学领域中可能使用的影像资料及其性质。之后,通过两个的事例分析——日本庭审摄影报道的相关规制的变化,以及2000年后日本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立法——探讨影视资料的使用对司法实践以及法学研究的影响。最后,探讨在司法实践以及研究中使用影像资料的意义以及今后的课题。

2015年日本民法学研究综述

一、导言《日本民法典》由包括物权法、债权法的财产法与包括亲族法、继承法的家族法两大部分构成。[1]有学者提出,民法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将财产法与家族法割裂开来,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

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

中国的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转型。《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初步完成,同时也开启了劳动关系集体调整的新起点。现实中的个别劳动关系建构和调整,已经无法解决劳资矛盾和维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种互补的力量和途径: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从权利争议到利益争议,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重要特点。中国的劳工政策亟待调整和完善,包括劳动关系理论指导和调整模式的选择、集体劳动法的健全、劳动者集体权利的确认以及两种劳工力量的关系处理等。

日本司法改革的现状和成果

徐昕: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日本北海道大学铃木贤教授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铃木先生是北海道大学法学院教授,校长助理,日本亚洲法学会理事。

自己决定权与公序——婚姻家庭·成年人监护·脑死亡

现代日本社会中的各个领域以及各种语境下都在谈论自己决定权。从私法学的观点进行整理的话,可以看出其三种不同的性质。第一,使强行法规对一定社会关系的强制相对化的自己决定权;第二,使国家和中间团体(企业、学校等)确保个人自由领域的自己决定权;第三,在修正契约当事人之间的信息差距时援用的自己决定权。本文选取第一个自己决定权,即'作为公序相对化原理的自己决定权',探讨其法律性质和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具体要探讨的对象是:1.以引进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为课题的家族法修改问题;2.旨在协调尊重自己决定和本人保护之间关系的成年人监护制度;3.在脑死亡和器官移植争论中提到的自己决定权。通过这些探讨指出,这些领域中的自己决定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权利,因为侵犯这种权利并不当然要做出违法评价。因此,仅仅提出自己决定权并不能够使公序相对化正当化,公序应否相对化最终还要在公序那里寻求正当性。为研究之便,把公序分为'政治的公序'和'保护的公序',作为结论,本文指出,对于前者,需要为尊重自己决定权而谋求相对化,但是后者的相对化应该慎重。

数故意犯说与责任主义

根据责任主义,有必要对数故意犯说再次进行研究。具体的法定符合说将是否与构成要件上的重要事实有关作为区别的指引,并未将行为人的意思彻底地“具体化”,因而是妥当的。数故意犯说的缺陷在于,当不存在法律上应予非难的要素时,也要肯定故意责任。东京高裁平成14年12月25日判决表明,采用数故意犯说,虽然不违反归责的责任主义,但违反了量刑的责任主义。“暂且先成立数个故意犯,然后在量刑的阶段只考虑一个故意”的解决方案,会导致罪名与科刑相分离,无法完全实现责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