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人员抗逆力团体辅导有效性及其后效研究

目的:探讨团体心理辅导提升医务人员抗逆力的有效性,及对其自我认知情绪调节、工作投入和情绪耗竭的影响。方法:在六盘水市12家医院抽取432名医务人员,每家医院内部将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进行抗逆力等前测,实验组接受4周基于团体辅导的抗逆力提升干预,对照组参加一般业务培训,结束时两组接受后测。一个月后进行追踪测试。两组各有209人和204人完成全部测试。结果:两组前测各变量得分均无显著差异(P>0.05);干预结束后,实验组抗逆力(3.670 vs 3.454)、积极关注(3.842 vs 3.594)、积极计划(3.986 vs 3.838)得分均优于对照组(t=3.791,3.886,2.699;P<0.01),但两组的工作投入(3.921 vs3.950)和情绪耗竭(2.676 vs2.587)无显著差异(P>0.05)。干预结束1个月后,实验组抗逆力(4.068 vs 3.675)、积极关注(4.256 vs 3.885)、积极计划(4.285 vs 3.995)和工作投入(4.363 vs 4.006)显著优于对照组,情绪耗竭(1.703vs 2.459)显著低于对照组(t=9.222,7.783,6.475,7.822,-12.483;P<0.01)。结论:设计的团体心理辅导培训可提高医务人员抗逆力,且抗逆力提升可改善其积极重新关注和重新关注计划能力,降低情绪耗竭,促进工作投入,且这种改善具有一定持续性。

研究型心智模式塑造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探索——以管理心理学课程为例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的研究和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教学模式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的岗位胜任素质要求不匹配。以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管理心理学课程为例,根据心智模式理论,从“动机—能力—参与机会”三个角度设计新的教学模式,结合现实管理问题,通过目标定向、情境体验、自主探索、方法指导、交流碰撞、教师反馈、总结转化和综合评估,促使学生形成研究型心智模式,以提升研究能力和学习能力。

心理脱离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心理脱离是指非工作时间内个体在时空和心理两个层面均从工作中脱离出来,不被工作相关问题所干扰,并停止对工作的思考。主流研究认为心理脱离对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但也有研究发现两者为负向关系。不同研究结果的矛盾是由于未区分心理脱离状态和心理脱离行为、下班时间和工作间歇心理脱离,或是由于心理脱离程度差异造成,或是两者间存在方向相反的作用机制,或受其他变量的调节?目前的研究尚未给出一个整合的解释。因此,本研究提出应区分心理脱离行为和心理脱离状态,先综合采用质性与定量分析检验各自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依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简称JD-R模型)构建一个综合模型,采用经验取样法和情景实验法,分别考察下班时间和工作间歇中的心理脱离行为和心理脱离状态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及机制,并考察任务紧急性和职业使命感等任务和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预期对以往的矛盾结论给予一个整合的理论解释,并提出相关的心理脱离管理对策,以提升员工心理脱离状态,从而促进其工作投入。

挑战-阻碍性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工作繁荣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研究挑战-阻碍性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工作繁荣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对375份问卷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和Bootstrap分析,发现,(1)挑战性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工作繁荣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小于阻碍性压力的负向影响;(2)内部动机完全中介挑战性和阻碍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影响;(3)组织支持感可促进内部动机对企业科技人员的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从而促进挑战性压力通过内部动机对工作旺盛的正向影响,而阻碍性压力负向影响不受调节。

我国互联网企业“数据协助”义务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推动数据治理、促进数字正义和保障数据安全的需要,互联网企业在行政部门履行公共职能过程中应当负有必要的“数据协助”义务。然而,由于该义务在客观上涉及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不同法益,在理论上存在权利与义务、自由与限制等价值理念冲突,在实践中存在履行义务主体不明、义务指向数据范畴不清、义务履行法律后果规定不一等问题,其尚存在一些实施困境与技术难题。因此,应在充分考量个人、企业和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确保我国互联网企业能够有效参与数字治理生态体系互动的前提下,从主体类型化、客体明晰化、程序规范化和体系设计逻辑化等角度,对企业“数据协助”义务的内容与路径予以廓清厘定,进而为打造多元数字治理格局、形成良性数字治理秩序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

情绪领导力对下属工作投入的影响:下属积极情绪的中介与积极情绪易感性的调节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考察情绪领导力对下属工作投入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对362份问卷的层级回归分析表明:情绪领导力对下属工作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下属积极情绪在情绪领导力与工作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下属积极情绪易感性可促进情绪领导力对下属积极情绪的正向影响。选拔领导时要评估其情绪领导力水平,加强情绪领导力提升训练,给高情绪领导力的领导分配高积极情绪易感性的员工,通过工作设计和组织促进计划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情绪。

抗逆力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双重中介比较

基于抗逆力视角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探讨抗逆力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认知情绪调节机制,比较积极重新关注和灾难化思维的中介作用。对江西省7所学校四到九年级的304名农民工随迁子女和501名城市儿童进行问卷调查,比较其抗逆力和心理健康水平,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农民工随迁子女抗逆力、积极重新关注、灾难化思维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抗逆力正向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抗逆力对积极重新关注具有正向影响,对灾难化思维具有负向影响;积极重新关注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灾难化思维对心理健康有负向影响;积极重新关注和灾难化思维在抗逆力与心理健康之间均起中介作用,但积极重新关注的中介作用低于灾难化思维。说明:抗逆力既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有直接正向影响,也通过提升积极重新关注和降低灾难化思维而影响其心理健康,且降低灾难化思维的作用要高于提升积极重新关注。

我国著作权法视域下的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论证

智能经济时代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比于其他技术成果,人工智能所具备的“自主性”与“智能化”,既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便利和高效,也使得人工智能“算法黑箱”逐渐显现、智能驾驶汽车侵权责任承担机制缺失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物利益保护协调乱序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为破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困境,本文以新《著作权法》的实施作为时代背景,条分缕析人工智能在民法与著作权法中存在的法律主体资格争议,认为人工智能因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可被纳入法人主体范畴,进而人工智能可因此成为著作权人,人工智能生成物作为“其他智力创造成果”被认定为作品。

职业获得感对贵州省六盘水市医务人员工作绩效的影响

目的:探究职业获得感对医务人员工作绩效的影响,并分析积极计划和未来职业获得预期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对贵州省六盘水市23家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对1406份有效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和Bootstrap分析。结果:医务人员职业获得感对积极计划具有正向影响(β=0.248),并通过积极计划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工作绩效(β=0.228);职业获得感对工作绩效的直接作用受医务人员未来职业获得感的调节(β=0.088),当其未来职业获得预期处于低水平时,当下职业获得感对其工作绩效有直接负向影响,而当未来职业获得预期为高水平时,当下职业获得感对其工作绩效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结论:医务人员职业获得感可通过提升积极计划水平提高其工作绩效,但当未来职业获得预期低时,当下职业获得感高的医务人员工作绩效更容易受到负向影响。因此,在提升医务人员职业获得感的同时,应同时提升其未来职业获得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