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史”到“智慧说”——9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趋向

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成了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哲学是文化的精华,因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近20年来人文学科中较有成果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总趋势,我认为可以概括为:

通达与敞开:中西政治哲学中的公共性

古希腊的政治是空间性的,它的公共性概念基于空间的敞开性,并为这种敞开性所规定,这种敞开性使得古希腊的公共性观念具有一种“脱境域”的特征,它指引个人从其在世境域中抽身而退,进入到一个共有之域,因而古希腊的公共性偏向于汉语的“共”。而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治不是空间性的,而是境域性的,由此形成的公共性概念以通达为特征,它表现为敞开性与幽暗性之间的相互通达,这种公共性应理解为不是以“共”为主,而是以“公”为中心。

逻辑与哲学——历史的回顾

哲学是思维对存在本性的探究,逻辑学(形式逻辑)则是关于思维的逻辑形式的科学,二者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以西方逻辑学的发展为线索,对逻辑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了初步考察,並力图说明:没有哲学的思考,逻辑学就不会出现真正的变革,而没有逻辑学的发展,一些哲学问题研究的深化也是难以想象的。

论胡适的历史哲学

历史观的突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显著特点。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趋向,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变革救亡的时代旋律,使近代哲学家一开始即注目于历史领域。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直至五四时期的胡适,都曾形成了各自的历史哲学,而中西文化的冲撞、融合这一点的理论背景,则不可避免地在后者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痕。本文拟以中西哲学的合流为历史前提,对胡适的历史哲学作一考察。

杨国荣: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

实践智慧,这两个都看得懂的汉字词组,在哲学里有特别的含义.亚里士多德曾论证过,康德也提过与之相近的“实践理性”,杨国荣以逻辑分析与辩证思维为方式,同时又引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资源.《人类行动和实践智慧》一书因为中西融通又富有原创性,创建于1683年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2016年将之翻译成英文出版.同样的原因,《成己与成物》一书由有百年历史的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道与演化——老子自然哲学推崇

老子对其哲学最高范畴道的论述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宇宙演化思想形成奇妙对照,西方科学界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向往主要来自于对老子哲学的深层理解。老子《道德经》中对道的有关论述描述了一幅宇宙从无到有演化的图景。

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范畴的方法和途径

对中国哲学史范畴的研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不少同志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范畴,如天人、名实、体用等作了历史的考察,并且研究它们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也有的同志解剖某个哲学家的基本范畴,并与其他范畴联系起来把握其哲学体系。无论从哪种途径入手,对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史的规律性都是有帮助的。以下就用辩证逻辑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范畴,谈一点意见。

劳动——马克思自由理论的奠基石——读《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马克思自由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关键性作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作出了“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和“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的科学论断，从而使劳动成为新唯物主义自由观的奠基石。与此紧密相连，《手稿》中的自由理论成为马克思的科学自由观的真正起源地，成为马克思所进行的自由观上革命性变革的起点和马克思对自由之谜作出科学解答的开端。

殊途同归的修身哲学

对于一个先秦时代的中国人而言,最不愿意接受的恐怕是这样一种哲学:它的全部内涵就在于探究世界的终极原因。《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将终极问题悬诸高阁。至于“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者,非不信也,乃不敢也。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一语道破天机:人在自然面前是不平等的,人是“天”的奴仆。

谭嗣同历史哲学浅析

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慧星”,在他短短的一生中虽没有写过系统的论史著作,但在他的《仁学》和其它政论文章中,援引古今中外历史事件,对社会的兴衰治乱。

在知识与智慧之间——金岳霖哲学的历史意蕴

金岳霖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哲学家.一方面,西方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的洗礼,使他对形而下的知识之“理”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并建构了一个完整、严密的知识论体系;另一方面,传统哲学的浸染,又使他难以忘怀形上关切、人文关怀而逸出实证主义,并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形式化的形而上元体系.二者之间的相即又相离、相融又相拒,不仅具体而微地表现着金岳霖在形而下的知识与形而上的智慧之间难以取舍的矛盾、困惑,而且从更为深广的层面上反映着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使他的哲学表现出既注重知识又注重智慧。

默会知识论视野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争——论波兰尼对斯诺问题的回应

波兰尼立足于默会知识论对斯诺问题作了独特的回应 ,实现了对实证主义者和诠释学者、新康德主义者的双重超越 ,克服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假想的鸿沟 ,确立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但是 ,连续性不排除根本性的差异 ,在他的晚年 ,波兰尼在连续性的框架之中 ,探讨了科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区别。波兰尼的这项研究 ,体现了参与者视角的主导性。

“可能世界”概念的基本涵义

在现代逻辑的研究中,克里普克(S.A.Kripke)等人所建立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堪称一座丰碑。它不仅严密而清晰地揭示了多种模态公理系统的直观背景,使模态逻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为其它的非经典逻辑、自然语言逻辑、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如今,“可能世界”这一术语在逻辑学。

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

２０世纪初是科学高歌行进的时代。五四时期的科学呐喊，尔后的科玄论战，使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随着科学领地的日渐扩进，具体的学术与知识领域也往往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进程；从史学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趋向。一、存疑原则与古史解构１９...

金岳霖《知识论》中的“主体间性”问题

主体间性、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知识论研究中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中没有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术语,也没有对主体间性问题作专门讨论。但该书有些论述是涉及这个问题的。本文讨论这些论述,以求对金先生的知识论和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论问题的主体间性问题两者都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中国近代的进化论与政治思潮

在近代中国,进化论是主宰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思想界的世界观。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从世界观变革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的进化论,仍是有待于深入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进化论和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的关系,来论证它在指导中国人解决时代的中心环节的过程里,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现实中的世界观。 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政治思潮,可归纳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大政治思潮鼎足于19世纪的欧洲,随着欧风美雨的东驰而传入中国。这三大思潮在中国的土地上都为进化论所引导。

方以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思想家中对西学有较多了解的人。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是他的思想的组成部分。以往学术界对此语焉不详,本文试图称补这一缺憾。 方以智对西学的总评价是:“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物理小识·自序》);“太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通雅》卷首)。“质测”即指研究“物理”的自然科学;“通入”即指研究“所以为物至理”的哲学。方以智的中西文化比较正是围绕着他上述的对西学的评价而展开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地域性共产主义”扬弃的启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它是在扬弃“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斯大林模式”和我国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深受“地域性共产主义”的影响，搞闭关自守。在这个特定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