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李向平教授访谈

为人须知足,做事知不足,问学不知足。李峰：李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再次和您讨论一些宗教社会学的议题,据我所知,您最初是从事思想史研究,此后您还从事过近代佛教史的研究,后来进入宗教社会学领域,上海大学设立社会学博士点后,您一直招收宗教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您能简单谈谈此中的学术历程吗？

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忆石教授访谈

哲学是一个民族精神高度的标杆。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与中国都在发生社会转型,都在为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而努力,其中的共质在于对哲学的重视。在实际研究中,无论是俄罗斯哲学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面临着挑战和问题,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深化和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价值。虽然目前,中国的"苏联哲学"与"俄罗斯哲学"都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路向,但仍然存在一些固定的范式或研究逻辑。这需要我们在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运用正确的比较方法,解决最为根本的问题。

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

一、诠释学在中国 孙义文：潘老师，您好!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2008年到2010年，明确以“诠释”、“解释”、“释义”作为文章标题的期刊论文每年都超过3000篇，每年又有30多位不同专业的博士所写的毕业论文标题中用这些词语，其中竟然还有很多是自然科学的。甚至，我们去搜索引擎上搜索词语“诠释”，可以得到超过一亿的相关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诠释”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用语，有关诠释的学问成为一门显学。

如何理解《知识的命运》——访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海伦·朗基诺教授

海伦·朗基诺（Helen E.Longino）,女,国际知名科学哲学家。197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系（2005—至今）,C.I.Lewis教授。她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哲学系主任（2008.09—2012.08）,美国科学哲学学会主席（2013.01—2014.11）。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社会认识论和女性主义哲学。代表作有：《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增强还是替代: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关系的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哲学的核心论争是考察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紧张关系与有机张力。人工智能是一个比照与关联了合成智能、计算智能与增强智能的概念,其建构目标是智能主体,底层逻辑是大数据,运行关键是算法。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态蕴含着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路向,甚至不排除在未来演化出超级智能的形态。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人工智能或以温和的方式实现对人类智能的模拟与增强,或以激进的方式去超越与替代人类智能。人类未来既需要认真对待与重视人工智能,也需要为其构建平等合理的伦理原则。

陈亮“事功之学”的哲学贡献及其现代价值——以重思“朱陈之争”为中心

在南宋这一“中国转向内在”的时代,陈亮以“事功之学”对朱熹理学提出了挑战。这场争论围绕“义利之辩”“王霸之争”和何谓理想人格三项议题展开。朱熹构建了形上学和伦理学的精微体系,陈亮则发扬了孔子积极用世的精神,以功利主义匡救世儒空谈心性之弊,两者构成了宋儒伦理学的主流与伏流的关系;在政治文化的向度,朱熹的儒家王道理想主义和陈亮儒法合一的现实主义,凸显了古代政治史的显/隐、表/里结构。朱熹意在挽“人欲横流”之世风,陈亮则拒绝朱熹的“醇儒”楷模,坚持孔子的学以成人理想,力主豪杰人格,以救理学人格论偏枯之失。从现代性视域看,陈亮所提倡的“豪杰”人格屡屡为后来的改革者所推崇;他对商业和商人地位的重视,可以视为倡导商业伦理之前驱。进入中国对外开放、积极进取的20世纪,功利主义从“伏流”翻转为“主流”,陈亮的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也颇有契合之处。

计算哲学的反思与展望

近年来,在机器学习和数据技术的强力推进下,计算哲学正在蓬勃地发展,它是运用计算的思想、方法和工具研究哲学问题的新进路,而不是一个哲学的新分支或新学科。就基本目标而言,计算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但在背景知识、面向问题和研究方法上存在不少重要的差别。因此,前者应该被看作当代分析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或新拓展。随着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出现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哲学研究新方向,这预示着一个哲学的计算时代的到来。

“实践转向”范式下康德哲学何为

在近代自然科学革命和理性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康德提出了解决传统形而上学困难的先验哲学,并声称以此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当代哲学中的“实践转向”范式基于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新方法”提出了对传统哲学的系统性改造,并认为这种改造才是哲学上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真伪“哥白尼式革命”的区别总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认知之“思辨性格”的不同解释;二是对认知之目标理念的不同关切。这两个方面的差别与两种哲学范式对认知范围的限定有关,并最终与二者对物自身含义的界定相关。康德的先验哲学与“实践转向”范式在对认知的“思辨性格”的要求上并无根本差别,而进一步厘清物自身的含义,能够帮助我们在两种哲学范式之间寻求调和的前景。

高校行政机关绩效考核的经验与启示——以台湾师范大学为例

高校行政机关人员作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是影响管理效果的关键群体。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对于提高行政人员的管理素质和服务能力,更好调动管理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台湾师范大学为例,分析其在校务行政追踪管考系统和人事考核系统方面的做法,并提出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洛采对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和实践哲学的影响

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坚持思想的意义在于其“作用”或结果,这是他崇尚直接、具体经验的必然结果,也表明他“向我显明”的实验主义者态度。尽管实用主义思想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詹姆斯的内在气质,但其学说的普遍形式、意义与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的哲学文献,尤其是洛采的哲学著作。洛采作为19世纪德国观念论的继承者,其哲学思想中试图融合的三个独立学说——认识论、逻辑学与伦理学(道德哲学)——包含的实用主义深深影响了詹姆斯。首先,关于认识论,洛采对具体经验的尊重使他一再宣称“事物便是它们被知的样子”,这一论断被詹姆斯有所批判地继承。其次,洛采的逻辑学说蕴含着实用主义的丰富内涵。在洛采看来,判断中效用观念的综合和秩序的逻辑法则与原则,从根本上说不是逻辑的,而是美学和道德的。洛采试图通过突破逻辑之限制来克服事物与思想的二元对立,从而揭示出逻辑上有效的思想、现实的存在和道德价值的交汇之处——善,这一点同样被詹姆斯所吸收。最后,洛采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包含了实用主义的另一胚芽。詹姆斯自始至终都倾向于追随洛采的非理性主义和实践理性优先的主张,但又存在重要区分。作为一位思辨的形而上学家,洛采希望通过非理性假设来验证和扩展我们对实在的理性认识,而詹姆斯则更关注理性与非理性元素在有意识主体的经验和“理性情感”中的交织方式。

高校移动信息素养现状分析及教育实践探究——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

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移动信息素养对当代高校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知识创新和终身学习等能力的过程中,移动信息素养起到促进作用。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对高校学生移动信息素养现状进行调查,并运用扎根理论分析访谈文本。研究发现,高校学生移动信息素养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从移动端获取的信息中学习科研类信息占比较少;在移动端进行信息鉴别的方式单一;移动端信息管理行为比较被动,未能充分利用已获取信息;普遍担忧移动信息安全,但缺乏相应的移动信息安全和规范的知识和技能。研究建议:在意识培育阶段,以课堂为主开展线下教育;在能力培养阶段,采取以项目为导向的学习方式;在终身学习阶段,实行融合式教学模式,以推进高校移动信息素养教育。

中国哲学怎样登上世界舞台——张立文先生访谈

2023年5月22日,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增光教授引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郑鹤杨来到张立文先生北京寓所,向张先生请益并做学术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如何理解以求实、批判与开新为特点的永嘉学派的哲学精神;中国哲学元理及所突显的“生生”与“和合”和中国哲学史的写法;什么是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和中国哲学怎样登上世界舞台等。

阐释《大学》的二重向度——从朱子与阳明不同的哲学进路看《大学》

内咨提要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烹和王阳明依循着各自的哲学进路即分别以知识论、价值论为主导对《大学》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试通过对这两种不同的诠释进路的具体展开及建构基础的分析,来论证两种注说的合理性。

科学传播的哲学与科学哲学的传播

公众的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悖论,公众的社会认知、群体价值与对科学的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新技术和科学研究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传播时遇到的认知偏见和认知公正等难题,极大地挑战了以知识为核心的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新的参与科学模式。科学传播困境背后的认识论问题与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问题,需要科学哲学的理论框架和参与式的科学哲学的研究协助解决,并且优先需要对科学传播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学哲学的传播问题进行元哲学的思考。科学哲学的理论视角不仅可以介入科学传播的核心问题,比如个体认识论与信念辩护、认识论信任与权威、群体认识论与认识论负担等;传播科学哲学同样可以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科学哲学参与科学传播研究时,应该整合经验研究和理论框架,与其他学科一起诊断科学传播中的问题,从单一的描述性分析拓展到探寻机制解释,介入科学传播的具体实践。

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以儒道禅三学的汇通为视角

“直觉”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迄今已演化为一个观念的谱系。最初将其显题化的是梁漱溟先生,他从柏格森哲学中汲取“直觉”,并与孔学尤其是王门后学和唯识学相结合,通过批判工具理性弘扬东方价值,其叙事策略下伏着禅宗“顿悟”的“底子”。熊十力先生同样批评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证体”,视柏格森的“直觉”为“习气”并扬弃之。他认为哲学家在“慎思明辩”之后尚需“脱然超悟”,不过强调“悟”既有“顿”又有“渐”,并代之以更儒学化的概念“默识”与“体认”,以与其“性修不二”说相配合,同时以“良知是呈现”为牟宗三的“智的直觉”说开辟了路向。受过新实在论洗礼的冯友兰先生,则将“分析后的直觉”作为形上学的方法,且名之为“负的方法”,主要借助禅宗的“顿悟”,以解决所谓“第一义不可说”问题,导引人进入“天地境界”。冯契以为解决“第一义不可说”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得’”的问题。他认为禅宗的“顿悟”说不但对宗门有解放的意义,而且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但是不赞成将“顿悟”或“直觉”视为孤立的意识活动并将其神秘化。他借“转识成智”来论述如何从知识到智慧。“转识成智”由三个互相连锁的环节构成:辩证的综合、理性的直觉和德性的亲证。理性的直觉是其中心环节。李泽厚则以禅宗与庄子的相似性来讨论如何“由美启真”,认为禅宗的悟道是既超越又不脱离感性的;在任何感性世界中无所住心,即为超越,且“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瞬间即永恒;故禅宗的顿悟可以走向审美,是其区别于一般的宗教经验之所在。上述五家,可以大致分为两派。然而不管如何细加分门别派,都是在禅学和儒、道两家以及西方哲学深度交涉以后,现代中国哲学开出的新面相。

《庄子》哲学中的自我转化与个体人格——以列子形象的建构为中心

《庄子·应帝王》中壶子对季咸的四次示相深深震撼了列子,使得他从得道之文而未尽道之实因而以道与世相亢,走向了个体人格的饱满状态。这一个体人格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消解个我知解,以浑沌与秩序、文与实的平衡统一,超越世间性意识在人、事、物之间造成的分别,在超越凡俗的同时又融入凡俗的日常生活世界,真正克服了“与世相亢”,这是其人格的“外化”,即在世间彻底融化了与世俗相对待的自我;另一方面,回归性命之本真,尽管外在世界纷繁复杂,但始终保持天真不散,雕琢的工夫是保持其天真的质朴,这是其人格的“内不化”。“外化而内不化”的个体人格能够“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当然,列子的人格与壶子的人格具有显著的不同,后者象征了政治性的明王,它关联着天下人的各得其得,而列子则是个体人格的自得与饱满的象征。

方法论的自觉与儒学史的定位——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河北大学程志华教授80多万字的著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以下简称《重构》),是其历经六年多研究的成果。最近十多年,相对研究程朱陆王日趋热门,对于王船山的关注则比较少。《重构》是近年来研究王船山哲学的有自己新见的著作,其新见在我看来,主要是贯穿全书的方法论自觉和对于船山在儒学史上的定位。没有方法论的自觉,对宋明儒学进行重构还不可能;同时,重构是与重新认识船山在儒学史的定位相联系的。

陆贾治道哲学的易学诠释——以《新语》与《系辞传》为中心

西汉陆贾的《新语》以治道方略立论,是一部通过反思、总结秦亡教训,为西汉前期君主专制体制建构及普遍政治原则提供指导的重要著作。陆贾引用《周易·系辞传》,将“天人合策”与“统物通变”作为根本性的治道方法,他不仅提出了“圣人治迹”这一理想化的政治治理模式,又将阴阳之理作为“仁义之治”的内核,以凸显仁义和教化的积极作用。陆贾统合了《系辞传》中的天人哲学与伦理思想,意在论证“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之大势中“法先圣”“行仁义”的重要性。此一治道哲学的易学诠释方法涵蕴了践履人伦道德规范和创造不朽功业的政治理想。

社会认识论:重画哲学知识论的概念地图——兼评《知识社会维度与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

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主张,知识的产生和辩护都是个体心灵领域的事情。当代社会认识论的兴起突破了这种传统观点,强调从知识本身的社会属性上来定义知识,突出了知识产生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性。《知识社会维度与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一书系统凝练了“何为社会认识论”这一根本问题;围绕知识的社会性、集体性和规范性充分展示了社会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划界;在知识社会维度的视角上展现了当代哲学知识论对现实社会议题提出深刻理论洞见的可能性。“社会认识论在中国”为构建知识论的中国话语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并正在重新擘画当代知识论研究的概念地图。

论柄谷行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柄谷行人是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柄谷行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察中,将马克思经典的生产视角转化为了交换(流通)视角,这是柄谷行人阐述其激进政治理念的开端。借助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生产”到“交换”转换的分析,柄谷行人一方面从价值形式中看到了货币因占据等价形式的位置而获得特殊力量;另一方面,他基于价值形式的非对称关系,看到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立场根本不同。柄谷行人认为,前者作为货币拜物教,它的破除需要建立“替代货币”的结算系统;后者呈现在流通领域中,劳动者可以以“拒买”的姿态对抗资本。这种激进的政治方案错误地颠倒了生产与交换的时间发生顺序,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未能抓住资本与劳动对抗的真正原因。柄谷行人所主张的消费者在流通中抵抗资本注定是一个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