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学的困境与误区

中国当代史学的困境与误区王东一、中国当代史学的总体困境：史学主体的分离所谓史学主体，由两个方面构成：史学研究的主体──史家和史学接受的主体──历史教育的接受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成史学主体的这两个方面，其基本关系是不尽相同的。但是，象今天这样，史学...

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传统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时代大潮冲击的结果,也与近代西学纷至沓来的影响密不可分。本文具体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及内容。认为与西方社会学的结合,是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道路的一大特色。同时,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在史料学、治史方法等方面的积蕴深厚,以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史学在中国的影响仍以表现形式、历史观等为主,而在方法论方面则有所减弱。至于这一输入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粗糙、简单套用乃至精芜不辨等弱点,在当时固属难免,在今日则足以为鉴。

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学批评起于何时?自古以来未有定论。浦起龙《史通通释》序说:“自汉止立经博士,而史不置师,向歆《七略》不著类。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咙。”认为唐刘知几《史通》以前,没有史学批评。梁启超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谱略》、《图雠略》;

论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

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主要体现为一个过程,其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和方法多被中国近代史家吸收和借用,由此使得史学的内容、理论、方法、功用和价值体系等均发生了多重面、多向度的变革,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和科学化走向。

宗族问题: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

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上,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国情,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决定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无法照搬任何外国的现成经验,而必须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中国拥有特别广大的农村以及存在着极富特点的农村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的文化,过去是。

帮会与中国文化

帮会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巨大社会势力,也是一种亚文化群体。但过去我们研究帮会很少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分析研究。为了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个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有必要对于帮会与中国文化传统作一番深入的考察。

论史学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史学学是史学研究的反思学科。它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史学学受到空前的重视,一个研究热潮正在形成。然而,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史学的领域极其广阔,分门类的学科很多,为研究它的史学学体系的建立带来了种种困难;主观上,长期以来,人们对史学学还不够重视,没有深入展开争鸣和讨论。因此,史学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什么?它的研究范围有多大?等等,人们还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致新版的各种专著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存在很大差异。本文试就上述问题谈些看法。

略论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特点及其利弊

以御史弹劾为核心的监察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部分。它能否正常运转和有效发挥功能,不仅与社会政治的清明、监察官的思想作风等因素密切相关,更是同王朝的政治体制,尤其是监察体制紧紧相连。换句话说,监察制度的贯彻实施。

“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

“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是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史学主潮发生重大转折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是一个中西文化在交互碰撞中不断趋于理性融合的过程。其所确立的新一代治学规模和风气,对此后直至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起点。

《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新发现

《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新发现邬国义《通鉴》编修有其书法凡例。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司马光的曾孙司马渡曾据光的遗稿，摄取分类＂为三十六例＂，编成《通鉴前例》。但流传至今的《通鉴释例》残阙严重，唯有十二例仅存。由于所存无几，难窥全豹，因此后人研究《通鉴》书法...

汉代雇佣劳动者身份特点的再探讨

早在五十年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唐长孺等就注意到汉代存在雇佣劳动,并对汉代雇佣劳动者的身份特点作了初步的阐述。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高敏、徐扬杰军先生又先后撰文探讨汉代的雇佣劳动问题,也涉及雇佣劳动者的身份特点。但由于汉代雇佣劳动问题并未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上述诸先生对汉代雇佣劳动者的身份特点的归纳分析也不尽一致,故仍有再探讨的必要。笔者不揣浅陋,拟从纵的方而将汉代雇佣劳动者的状况同战国时期加以比较,从横的方面与汉代其他劳动者阶层进行比较,以期较完整、准确地揭示汉代雇佣劳动者的身份特点。所论是否得当,敬待评骘。

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

任何一个社会的传记著作,都不仅带有其作者的主观动机、个人偏见和独特兴趣,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涵盖和积蕴着个人与该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前一个层面来说,主要也就是作者对传主的个人态度,正是这一态度,决定了作者对传主的个人褒贬,亦即所谓“一家之言”或“私论”。至于后一层面,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传主生活时代,个人(包括传主)在其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其二,传记作者生活时代、个人(包括作者)在其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由于不同时代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从而同一位传主在不同时代的传记作者笔下,才会有不同的脸谱,才会得到不同的评判。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公论”。

历史意识在先秦时期的演进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 ,主要有三种类型 :西方式的、中东伊斯兰式的和东方中国式的。在中国式的历史思维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先秦时代无疑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段。中国传统史学后来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风格与特征 ,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先秦时代找到其蛛丝马迹。本文以先秦时期历史意识的演进为主线 ,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古人历史意识的系统梳理 ,以揭示中国式历史思维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缘由及其对后世史学的深刻影响。

《王文韶日记》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们在浙江杭州市图书馆找到了《王文韶日记》原稿。这部未刊日记共二十册,每册记一年或数年之事,本子大小不一,未经统一装订。记事起同治六年(1867),迄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历时达三十六年,除缺同治十二至十三年、光绪三年、八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外,其余大部分保持完整,总计约七、八十万字。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晚号退圃。原籍浙江仁和(今杭州),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咸丰二年(1852)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同治初,出为湖北安襄郧荆道,旋移署汉黄德道。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西捻军及回民起义,奏派王文韶总办陕甘后路粮台。此后,他以办事干练,深为左宗棠、李鸿章等器重,不数年间,由道员擢湖北按察使。

苏轼与佛教人物的交往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型人物，关于他与佛教的因缘际会，早已广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苏轼之接触佛教，至少可以上溯至他十来岁之时，他“少年知...

论洋务教育及其历史命运

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它独立于传统教育体制之外而自成另一个系统。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发轫,而且是晚清废书院、废科举,全面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前导,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中介,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演进过程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历史轨迹。它因洋务运动的内在要求而起,又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展开。它的存在及其所辐射的力量曾给近代社会带来过多元多面的影响。而由它所引发的种种论争和冲突,又从根本上规定了洋务教育曲折而艰难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