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

以上海市普陀区、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特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社会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其中社会融合因素与居留意愿正相关,家乡联系与居留意愿呈负相关关系;从制度因素来看,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一定的影响,表现在它改变了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基于GIS的大连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变动及模拟研究

利用GIS手段对四普、五普数据进行处理,深入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大连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变动形式。1990年代,大连人口分布变动模式为集聚中有扩散,以集聚为主,仍处于城市化阶段。1990—2000年,中心城区、近郊区人口绝对数量增多、密度增大,远郊区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密度下降;人口正在向中心城区的"中间地带"集聚;人口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位移较大;从人口集中指数来看,大连市分布很均匀;通过对1990年和2000年大连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进行模拟,二次函数Quadratic:Y=b0+b1r+b2r2为最优模型,该模型较好地反应了大连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分布趋势。

城市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居留意愿和行为是外来人口迁流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但又缺乏深入研究的内容。本研究试图以苏州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城市外来人口居留意愿和居留准备的影响因素,辨析外来人口居留意愿和居留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变量、迁移变量和制度变量(户口性质除外)都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变量产生边际显著影响,而人口学变量无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是否家庭迁移、月收入、社会融合程度、是否省内迁移、是否有子女在苏就读等变量对居留准备产生显著影响,其他变量未产生显著影响。居留意愿和居留准备对实际居留状态产生显著影响,但它们不是社会经济和制度变量与实际居留状态之间的中介变量。最后,论文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改进和深入研究的方向。

城市外来人口宏观调控政策研究之新视角

在外来人口宏观调控问题上,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同样不可或缺。外来人口的宏观调控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调控,也不仅仅是人口准入制度的建立,而是一个如何让外来人口和本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正确评估城市合理人口规模对城市人口调控的指导意义,充分认识到城市合理人口规模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而不是一种操作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城市功能定位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城市承载能力是实现外来人口和城市协调发展的长远措施。城市政府应该以劳动力市场干预为主要手段,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切实保障外来人口权益;同时以建立和完善外来人口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为抓手,消除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负的外部性,特别是外来人口的社会不适应性及其不良社会后果。

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研究综述

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给城市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他们对于自己是否在城市居留的意愿却不明确或者感到困惑,这其中有各种因素在影响着他们的去留。文章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全面综述,以了解目前对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不足之处,为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提供参考和建议。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人口老龄化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直接的就是老年比重上升使老年福利支出增加,导致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增加,从而影响到国民收入再分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出发,就其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将会使负担系数上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增加,并且在2030年以后会超过15%,最后提出了应对措施。

上海人口郊区化与产业郊区化协同发展研究

上海市人口郊区化和产业郊区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口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城市之间缺少有效地协调机制,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相对滞后,造成郊区新城人户分离、产城分离问题日益严重。通过对社会、经济、政策等相关因素的分析,鉴于郊区经济发展对人口的导入功能将进一步增强,郊区人口还将持续增加,从人口郊区化与产业郊区化协同发展的角度对产业发展、人才引进、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城市低保对象动态管理研究:基于“救助生涯”的视角

由于有劳动能力人士构成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的主体,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促进有劳动能力对象积极求职和就业,实现救助和就业之间的平衡关系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城市低保制度需要着重解决的难题之一。通过借鉴Saraceno提出的"社会救助生涯"来界定动态管理,并简要分析其影响因素,总结了国际社会所采取的动态管理的实务经验,从经济激励措施和促进求职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城市低保动态管理的主要特点及其不足之处,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低保对象动态管理的对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研究综述

面对高速而来的老龄化时代,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其中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以经济增长中各要素贡献度的大小为依据,从储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等几个方面入手,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概括,并总结了其中的焦点与分歧问题。

专业市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研究——基于常熟服装城的问卷调查分析

以2008年常熟市服装城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流动人口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在流入地的生活形态、社会融合度等进行分析。从流动人口在当地生活适应情况、社会活动参与情况、与当地人交往频度、对当地新闻的关注程度、居留意愿和身份认同感等六方面进行考察,发现常熟服装城流动人口总体社会融合度偏低,居留意愿表达不强烈,其中暂留人口比滞留人口社会融合度低,说明居留时限是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

大城市外来人口离“市民待遇”还有多远?——以上海市居住证制度为背景

2004年,上海市居住证制度开始向全体来沪人员推广。依据居住证类别的不同,外来人口在享有"市民待遇"时被差别化对待,由此造成外来人口因享有"市民待遇"的多寡而分化为不同层次群体的现象("待遇分层")。依据法律法规文件及实地访谈资料,从法定和实际待遇两方面解读了外来人口享有的"市民待遇"项目及其与户籍居民之间的待遇差距,论述了当前居住证制度实施差别化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大城市流动人口“带动迁移”特征分析——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被带动迁入的少年儿童和老人规模也日益增大,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借助问卷调查资料,以带动迁移主体为研究对象,在界定带动迁移率的基础上,从流动人口的年龄、来沪时间长短、受教育程度、从业状况、收入水平五个方面考察带动迁移行为发生概率及带动迁移能力,以期解析大城市带动迁移行为的一般特征。

一种伙伴关系的建构: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护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程度的增加,尤其是在人口流动不断加速和空巢化现象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建构起能够满足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体系,不仅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市场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通过对我国老龄化现状及老年人服务供给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建设从家庭、社会(社区)、政府和市场四个维度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多维服务空间,以满足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这种多维空间的服务模式,事实上也是一种"伙伴关系"的建构,它具有现实可能性与实践的必要性,并可以探索出一种良好的合作机制。

人力资本、政府管制与中国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

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已经演变成具有"二元"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其中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职业构成差异不能仅仅用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来解释,它还与城市政府的选择性管制有关。虽然中央政府已经逐渐取消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限制,但地方政府借助户籍制度实行的隐性、间接管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是外来劳动力在职业选择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

大城市外来人口本地化困境的反思——以上海为例

本文以上海为例,说明大城市外来人口的福利压力、财政压力、社会治安压力、资源环境压力等等压力和负面效应其实都被人为地夸大了;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过程其实有利于减少外来人口压力和负面效应,而不是加大;因外来人口本地化而增加的用工成本非常有限,而且,用工成本的增加也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人类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而要将此重要理念付诸实施,贯彻落实到政府部门具体的行政工作中,建立科学的人类发展评价体系和正确的政府工作引导机制至关重要。本课题试图以苏州为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对现有的人类发展指数及其相关指标的应用评估,提出新的基于科学发展的人类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实际资料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来评估新世纪以来苏州在人类发展中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新的人类发展指标体系的应用状况。

中国户籍制度:基本价值、异化功能与改革取向

户籍管理本质上属于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一部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以严格限制公民自由迁移和设置城市准入资格为鲜明特征,是政府发展经济和调控社会的政策手段。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有所松动,但户口归属仍然是城市外来人群的隐痛,并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隐性力量。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与社会公共产品的分享体制有紧密的联系。户籍改革与社会公共产品分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有相应的远期、中期和近期目标。

大城市“80后”群体生育意愿现状及差异分析——以上海静安区为例

利用上海市静安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调查资料,描述了大城市"8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现状,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育的目的、时间、数量、性别偏好四个维度分析了该群体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大城市"80后"青年群体之间在生育目的和生育时间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显著性差异,而在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偏好方面则存在显著性差异,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是导致其生育意愿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ESDA的上海市常住境外人口空间分析

随着上海市城市化的发展和上海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的境外人口被吸引到上海工作和居住。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初步揭示了上海市常住境外人口的现状和空间分布特征。上海市常住境外人口比例比较低,将上海建成为世界城市还需要一定的过程,上海市常住境外人口已经形成了空间集聚性,在浦西形成以虹桥镇、虹桥街道、徐家汇街道为中心的常住境外人口热点集聚区域,在浦东形成以花木街道、张江镇、陆家嘴街道为中心常住境外人口热点集聚区域。常住境外人口集聚区的形成为上海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增强城市的国际联系和竞争力,加快国际化进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