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解围”:不确定性视角下数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及其变革

方法论创新是数字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点工作,其理论旨趣在于解围社会学长期以来的技术困境。然而,数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不确定性是多方面的,包括研究对象、方法取向、研究工具和研究关系的不确定性。从方法论意识的转变出发,可以探讨一种接纳不确定性的方法论变革路径:主张混合性原则,强调数字社会学方法论的价值多重性和突出混合式方法的运用;发展“测试方法”,对不同社会研究方法的未知能力进行测试;建立公共性的研究关系,促进社会学知识公开和公共交流,拓展社会学呈现形式的多样性。这不仅是数字时代应用于数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同时也蕴含了中国数字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回到“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反变

“风险”不仅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衍生概念,更是社会转型期的关键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风险研究意图通过业已形成的分析框架和方法策略,变“未知”为“已知”,进而实现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掌控。然而社会总体性危机的接连涌现,不但使得既有的理念构思失去了论证主轴,同时也造成理论与现实之间缺少相互诠释、彼此映射的逻辑基础。因此需要重新回到“不确定性”研究中来,对既有风险范式中蕴含的“确定性”思辨逻辑展开回顾与反思,并在学理层面对“风险与不确定性”命题予以再语境化的体证与研判,进而实现从“风险”到“不确定性”的视域转换与范式反变。

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与实践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但在新发展阶段,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大量滋生,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环境、主体、方式、过程以及结果等层面,致使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不确定性”的诸多挑战。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既是以往现代化历程的直接后果,也将作为新的社会现实成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变量。但当前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仍以“确定性”思维为主导,不仅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知识难以解释不断变动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在实践层面上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现象。对此,亟须以“不确定性”挑战为当代观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和实践转向。

挑战与回应:发展的不确定性与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

“不确定性”正在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性特征,其给社会工作教育、实务、伦理、研究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对此,必须加强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建立面向未来发展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一是持续推进反思性社会工作教育,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二是打造社会工作情境性服务模式,提高社会工作实务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三是构筑包容型社会工作伦理体系,提供不确定性时代的行动准则和参照;四是打破传统“确定性”思维桎梏,建构与“不确定性”共生的研究体系。社会工作教育者更是要学会在不确定性中来提升社会工作的应对能力,以推动社会工作学科体系深度融入不确定性的治理结构之中。

转型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研究实践

对于作为现代性产物和对实践具有强烈反思性的社会学而言,全球化背景下转型国家的出现正是转型社会学兴起的重要根源。当学者们将目光投诸于各种层面的社会转型研究时,建立在转型国家多元现代性基础之上并经由"社会转型"而成的"转型社会",越来越具备一种类型化特征。从聚焦"社会转型"扩展到对"转型社会"的研究,"转型社会"正成为当代转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在转型社会学研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作为"转型社会"的特殊样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为转型社会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实践。

从“农转非”到“非转农”:大学生逆城市化流动的个案研究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大学生以"非转农"为表现形式的逆城市化流动。本文通过对L的深度访谈和跟踪调查,发现是"农转非"的"被城市化"引发了大学生"非转农"的"逆城市化"。从"农转非"到"非转农",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以不同的姿态介入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并在不同层面影响着大学生的逆城市化流动。大学生"非转农",不仅反映了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同时也折射出逆城市化的实践逻辑。

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实践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步伐越来越快,相关研究也是层出不穷。通过梳理"中国知网"40年来收录的学术论文发现,社会治理研究的论文数量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急速增加,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社会治理"的观点众多,对其概念和内涵的使用多有重合。目前有60多种社会治理提法可以被大致分为6类:政府主导型、协商合作型、预防预见型、流动整合型、情感包容型和任务事件型。未来社会治理实践可能更加注重面向文化、情感和心理层面,同时,全球性、流动性治理增加,多元协商式的共治共享型治理和预防预见型治理将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

党的十七大郑重提出了"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新任务,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也提出了要"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是衡量社会发育是否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准。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我国现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组织作为沟通社会与政府的桥梁,是社会矛盾的"减震器"、政府治理的"减肥剂"、社会公平的"代名词",对社会的平稳和谐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破解社会组织发展处于长期宏观鼓励与近期微观约束、现实空间广阔与制度空间狭小的尴尬局面,促进社会组织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社会组织发展基金项目资助下,来自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就"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创新"的主题在此进行了全面研讨,既有实践的探索,又有理论的讨论,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社会组织发展规律进行了解读和思考。

从发展社会学到转型社会学:发展研究学科范式的新探索

"发展"和"转型"作为探讨社会变迁的重要概念,彼此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发展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研究都是置身于现代性发展脉络中,通过对现代性的展开与反思来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把握。然而20世纪末全球化所引致的这场巨大社会变迁以及转型国家的快速兴起,一方面使得曾经盛行一时的发展社会学研究陷入到自身的学科危机中,另一方面也为从经验事实和学科意义上建构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可能。如何在对"发展"与"转型"展开现代性追问的同时,厘清发展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实现发展研究中发展社会学向转型社会学的范式转换,则是基本而急迫的问题。

面向不确定性: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应对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直接风险逐渐向潜在的不确定性转变。研究发现,发展环境、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增长,共同推动着不确定性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特征。这对当前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产生冲击,使其遭遇价值、行动、方法和结果等层面的多重困境。对此,需要在树立不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从主体赋能、机制创新、制度创设等维度入手,推动“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以此走出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提升治理效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理论研究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基础和前提。自社会工作诞生以来,理论发展一直较为滞后。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段,也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有利条件。通过对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总体上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长趋势,但相较于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而言,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积极提升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水平,对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社会工作干预过程中本土知识的生产模式与生成路径

回应时代使命和学科使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学科知识体系已成学界共识。基于社会工作干预实践来探寻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对实现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有重要启示。本文在阐释社会工作本土知识概念的基础上,引入知识生产模式视角,分析了社会工作干预中存在本土知识生产的事实及复合式的知识生产模式,厘清了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生成的转化、改编、转移和创造等主要路径,讨论了社会工作干预过程中知识生产的集约性、系统性与多元性特征。拓展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来源领域,纳入基于社会工作干预的本土知识生产思路,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从专业确信到模糊生成:面向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作知识生产及其反思

“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结构性力量和具象化体验,深刻影响着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发展进程,促使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范式实现了从专业确信到模糊生成的阶段转变。这一不确定性转变体现在知识基础、研究范式、生产主体、生产场域、知识结构和知识特性等若干方面。对此,需要以承认不确定性为认知基点,构建以整体表征为知识视角、以复杂叙事为研究范式、以主体赋能为价值指向、以情境实践为行动配置、以多维整合为网络型构、以视域反思为理论内涵的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工作知识范式的深层次革新与多样化发展。

技术与组织互构:基层治理者的数字负担及其应对——基于上海市X街道数字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数字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新范式,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基层治理效率,但在面对“减负增能”的政策导向时,实际上基层治理者正普遍地面临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增大等数字增负效应。基于上海市X街道数字治理平台的经验研究,文章搭建了“数字技术—基层治理者—社区居民—科层组织”的分析框架,以类型化方法区分了基层治理者的组织性负担、技术性负担、主体性负担与互动性负担,并具体剖析了数字负担的形成原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基层治理者的数字负担主要包括组织性负担、技术性负担、主体性负担以及互动性负担。在基层数字治理实践中,四种数字负担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再生产的生态系统,这一循环过程构成了数字治理的复杂压力。

结构洞理论视角下城市片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反思——基于上海市F街道的实践考察

基层治理体系作为国家制度执行能力和社会基本运作秩序的集中体现,已然随着不确定性时代的来临而涌现出多重风险。现阶段,中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困境主要是围绕以街道为代表的国家行政力量与以居委会为代表的社会自治力量在基层场域的潜在矛盾甚至冲突展开的。凝聚力不足、资源整合受阻、注意力调配失调,共同阻碍着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深入开展。街道与居委会之间设立的“片区”则通过占据街居之间的结构洞位置成为优化街居关系、纾解基层行政与自治张力的重要接点。尽管片区治理的模式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借助于结构洞的理论视角分析,我们在经验调查中发现,以“片区”为核心的治理实践不仅形成了一套规范有序的行动逻辑,而且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合作共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我国城市高龄老人独居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其孤独感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使用"中国大城市城区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数据分析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约40%的独居老人从来不感到孤独,约45%有时感到孤独,约15%经常感到孤独;女性、经济状况差和健康状况差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风险高;居住在北方城市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比居住在南方城市的独居老人高;独居老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越远,与家人的联系频率越低、关系越差,产生孤独感的风险也越高;由于各种原因失去提供帮助的人会使独居老人产生较高的孤独感。未来进一步加速的少子老龄化对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社会支持和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构建有益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使邻居和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对老人的支持能够真正有益于老人,满足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的需求,减轻其孤独感,已成为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转型期中国的底层群体研究

无论以何种眼光来看,当前的中国都处于一个快速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给中国社会结构所带来的显著变化之一就是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底层群体。一方面,底层群体作为转型期各种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正面临着形成底层阶层乃至底层社会的危险;另一方面,底层群体正在逐步走上社会舞台,成为影响今后社会持续转型进程的重要作为因素之一,这使得底层群体脱离阶层固化成为可能,并且为现阶段社会转型的相关问题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在反思中前行: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的新进展

20世纪末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理论实践都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危机,曾盛极一时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也因此由盛转衰。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重视经济发展转向重视社会发展、从一味地相互批判转向不断地自我反省、从宏大理论叙事转向微观经验研究、从非历史分析回归历史分析视角、从市场导向重回国家导向、从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视角转变等一系列新变化。可以说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在整个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开始复归。而如何在理论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互构中前行,在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自我反思中重视和重构"发展"研究,依然是当前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

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差异及其社会后果——基于中国教育统计数据的分析

过去30年来,中国乡村基础教育发展迅猛,但基础教育的城乡差异状况及其负面效应,始终是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发展的瓶颈,极大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步。本文主要基于国家教育统计数据,比较了2003年和2013年中国城乡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发展及其差异状况,重点分析了这种差异状况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城乡基础教育资源分配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城乡利益的失衡格局,其负面效应的破解亟待整个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

从“五普”到“七普”: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的时空耦合和区域均衡发展

基于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简称“五普”)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简称“七普”)各省人口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分布变化总体呈如下特征:一是按四区域分:2010年前后两个10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比都趋于提高,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口占比趋于下降,西部地区的人口占比从下降转变为略有上升;二是按胡焕庸线为界的两大半壁分,西北半壁的人口占比从略有上升转变为略有下降;三是按南北方分:北方地区的人口占比从略有上升转变为下降。结合普查年份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分析显示,人均GDP的省际差异总体来看趋于缩小;按四区域分,东部沿海地区的高差与中西部地区的低差趋于缩小,东北地区转变为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胡焕庸线为界的两大半壁分,人均GDP的差距由缩小转变为扩大;按南北方分,2010—2020年人均GDP的差距明显扩大。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其一,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格局呈现新变化,“北人南移”的现象及其影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其二,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均衡不断取得新进展,也不断面临新挑战;其三,我国人口分布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既有正向耦合、也有反向耦合;要顺应人口迁移流动客观趋势,进一步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