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与中国哲学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具有总结的意义。以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形而上的问题为关注点,王夫之强调对世界的考察需要联系人自身的存在,由此扬弃对世界的思辨构造。同时,通过将有无之辨转换为隐现、幽明等论题的辨析,王夫之克服了把虚无或虚妄绝对化的趋向。以阐发儒家“诚”的概念为前提,王夫之对虚妄不实的存在规定作了否定。在伦理学上,与“无我”说相对,王夫之肯定了道德主体(“我”)的存在,并将现实的主体视为身与德的统一;“身”表征生命存在,“德”则包含综合的道德品格。与肯定自我相关,王夫之反对人的物化,并肯定了合乎普遍规范的人格境界。在肯定新民的同时,王夫之又注重如何使普遍之理与特定的行为情境结合的问题。通过辨析理欲,王夫之既确认了普遍规范的制约,也关注于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在认识论上,王夫之首先对能与所的统一作了肯定,并将形、神、物三者的交互作用视为知觉发生的现实根据。通过考察格物致知,王夫之分梳了感性与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肯定了二者的动态统一。除了以上方面,王夫之在哲学上的思考还包含丰富内容,其考察所及,既关乎事、理、势的关系和性命之辨,也涉及对传统的心、性、情等问题的理解,相关论述围绕中国哲学的论域,从更广的层面展现了对古典哲学的反思与超越。

共生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性特征之一,而自然具有三个维度:一是不包含人在内的自然界的自然;二是个人存在层面的自然;三是社会存在层面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理所当然地包含三个层面:即人与万物的共生;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精神存在的共生交融;社会(或民族、共同体)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交织共存。中国儒道传统的共生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论根脉,其中万物一体的思想、自然的理念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式现代化自然与精神二元、传统与现代断裂构型的关键。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人类正在从西式现代化走向共生新时代或共生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笔谈

在自主、创新、开放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朱承在新时代中华民族新的文化使命中,接续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三者之间存在着逻辑递进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接续”是为了“建设”,“建设”是为了“开创”,接续中华民族古代文明是为了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向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而言,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视角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文化生命体。我们不是简单地接受孔夫子或马克思,而是对它们有所继承和发展,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孔夫子和马克思的有机统一。我们需要跃入“古今中西”各种要素氤氲化醇的大结构。古今中西,和生新体,即由旧体之和而生出新体。“新体”是生之成,“和”是生之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离不开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对现代文明开展批判性的集体学习“。生成”正在凸显为新时代思想的基本词。

文化主体性建设:以“我”观之

不论处境如何,始终同时保持刚健精神和忧患意识,乃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本色。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需要不断发挥本色成就大我。大我是文化共同体之“心”,它无形无象,遍在于不同的个体,将其统摄为一个有机整体。文化主体性建设,需要激发文化共同体之大我作为时间性的存在,增强以“念”留持过去、预期未来的能力。以“念”留持过去,发乎行,则是尊重、珍惜、传承与弘扬文化传统。文化主体性建设要求我们用“工作坊的方式”而非“博物馆的方式”将传统文化“据为己有”。文化主体在时—空之中生成壮大,一方面通已往将来于念之中,从而成为时间性的存在,另一方面通东西文明于念之中,从而成为世界性的存在。为中华建现代文明,为人类开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重构及其现代意义

通过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进行重构,可以论证“有教无类”并不会因为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对现代多元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教无类”不是关于受教者的事实判断,而是关于施教者的价值判断,要求施教者平等对待具有不同个体背景的受教者。“有教无类”既不属于精英教育,也不能被解释为平民教育,而更接近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其目标不是站在统治者维度的“化民成俗”,而是培养“君子”。将“君子”和“君子之德”借以解释为“良好公民”和“公民道德”,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揭示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在公民道德教育层面对于现代社会可能的意义和价值。

事实与价值:以“事”观之——基于杨国荣和赵汀阳关于“事”的哲学思想

事实与价值的问题不仅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关涉哲学之为哲学的重要评判标准。杨国荣先生和赵汀阳先生都尝试基于“事”这个汉语哲学概念,围绕人的现实实践活动重释事实,从而沟通事实与价值。然而,两位先生不仅对于“事”“事实”“物”等汉语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在沟通事实与价值的理论前提和哲学研究进路方面也有明显区别。通过比较两位先生关于“事实”以及“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哲学论述的异同,不仅可以展现他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对汉语哲学研究的贡献,而且有助于探究一种从汉语实践哲学维度沟通事实和价值的可能性。

中国思想世界中的形与象之辨

就外延看,"形"指有形,"象"既可指有形,也包含无形。从实质层面看,形是既成而不能变化者,象是能变化者。形偏于"形状"义而不及内在之生机、生命、精神。或者说,形之内无"对",形只与形之外的他者相对,形的动因往往被理解为形之"上"者、"前"者。象皆有"对",即内含相反相成之"对",故而"象"既指外形,也指内在之质、生机、生命、精神。形与视觉对应,象则是对内外之形的精神(对"感")呈现。"象外无道",及"形上""形下"等观念正基于形与象内涵的差异。

庄子对孔子的消化:以中国思想的轴心奠基为视域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在政治社会层面面临周秦之变,在思想与文明层面则面临着轴心奠基。这一奠基既要对上古政教传统进行集大成式的总结,又要开出不同于夏商周三代的新政教格局。孔子通过整理绍述《六经》而完成了对上古政教文明的总结,形成了绍述先王无法绕过孔子的局面,以致于此后的诸子学不得不面临如何回应、消化、处理孔子以切入中国思想与文明的轴心奠基事业。庄子对孔子的处理具有典型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将孔子与经学关联起来、确立经—史—子知识谱系的方式,使得孔子其人其学尊于诸子、有别于百家学;另一方面则是确立孔子作为后帝王时代的圣者的位格。这两个方面都指向一个共同结果:孔子既是三代政教格局的真正终结者,又是新的政教格局的奠基者。

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观念

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于"思"的理性,首先与"心"相关。心之"思"既展开为具体的活动,又以理、道等为内容。从思维的趋向看,中国哲学视域中的理性,更多地呈现辩证的性质。与之相关,在这种理性形态中,认知意义上对事(物)与理的把握以及评价意义上对价值的判断和确认,构成了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与赋予认识意义上的理性(心之"思")以认知和评价双重内容一致,中国哲学对实践过程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也作了广义的理解,使之同时包含"情"与"理"二重涵义。以上二重趋向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广义理性的理解。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依然得到某种延续。在这方面,梁漱溟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理性"的诠释,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念在近代的回响。

从见、闻到味:中国思想史演变的感觉逻辑

"道统"意识表现的是思想道路之自觉,思想道路之自觉则使思想道路的内在逻辑一再历史地展开。先秦儒家将"闻而知之"置于"见而知之"之上,表明其警惕视觉思想,明确以听觉超越视觉思想。孟子并未停留在听觉思想,而是最终归向心——味觉思想。孟子"道统"意识以感官取舍为依据,从而使感觉逻辑具有了思想史意义。抑制视觉认知,挺立听觉认知,最终归向味觉认知,不仅是儒家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可说是中国思想史演变的基本逻辑,在世界思想史中也能发现类似的演变脉络。明此,不仅可以抓住中国思想的特质,也能够为21世纪中国思想道路的确立与发展提供方法论基础。

在历史深处通达智慧之道——略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创作

基于哲学史研究的元哲学深度自觉,冯契的"哲学史两种"实质上构成了《智慧》到"智慧说三篇"的中介。由此,形成了冯契思想鲜明的总体性品格:哲学与哲学史的辩证统一、哲学理论创造和哲学史传统总结的有机融合。它既与黑格尔有关,但是更直接的来源系发掘中国哲学固有的历史主义传统和唯物史观的结合,因而冯契在批评独断论、对规律的辩证理解和哲学史发展动力的知识社会学方案等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在广义认识论的视野中,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辩证法则是认识史的"总计"。而贯穿冯契哲学史两种的根本原则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辩证的综合型哲学的历史展开,《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范畴史为内在结构,凸显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传统;基于强烈的现实感,《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提示了传统观念创造性转化的现实性,更开启了哲学观念史研究的新空间。

论酒的精神——从中国思想史出发

在中国,酒及其精神从没有在历史中消失过。只不过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酒对人的意味总在不断变化。酒不断融合、突破各种界限,为人提供新的可能性与生机,将人带至新的生命境界。相应,莽动不已的酒所召唤的对酒的限定、裁节、管束、调适,从礼到形名,到名法,到佛理与茶,到天理与茶,由外到内,由疏到密。酒常动,而礼、形名、名法、佛理、天理、茶常静,二者之间激荡、不谐、对抗。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或主动或被动,或自发或自觉裁节、平衡酒的升腾、突破、莽动之伟力的历史。由此,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不断被建构。

味觉思想与中国味道

相较于古希腊的视觉中心主义与希伯来的听觉中心主义,中国思想具有明显的味觉中心主义特征。味觉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确立与对视觉的自觉抑制密切相关。先秦、魏晋对形名家的两次自觉批判与超越,正是对视觉性思想的超越。20世纪以来,西方视觉中心思想强势输入,以视觉性的名理(逻辑)立道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建构的主要趋势,但对可爱之意味的追求亦时有自觉。在当代,回到以物我亲密接触与相互感应为基本特征的味觉思想,以超越视觉思想所造成的世界图像化、人与世界的疏离化等问题,不仅为当代汉语思想之展开提供了新的路向,也为世界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辛亥革命与平等观念的现代嬗变——以两类革命派的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革命时期是现代"平等"观念在中国确立的重要时期,它与革命派中两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刘师培章太炎等的无政府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刘师培采取卢梭式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路径。主张全面而彻底的平等,并且要根本上祛除国家政权,对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则予以激烈的否定。章太炎从追求"毕竟平等"出发,也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借佛学和庄子来论证平等的形而上学,走排遣名相的抽象路径,并没有完成"平等如何可能"的哲学论证,反而导致虚无主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一次在国家根本大法层面上肯定了"平等"的价值,并承诺将其转变为社会政治法律方面的制度安排。但是孙中山主张机会平等,反对实质平等或结果平等,其经济平等的诉求远比其政治平等的要求激进,并且主张依赖"全能政府"来实现平等。他的权威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与无政府主义虽然呈现为对立的两极,但同样都表明"平等"的嬗变尚在途中。

“原史”: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

西方提供的人类知识谱系以神话为原初符号形式,哲学、启示(宗教)、科学等都是从神话中分化出来的。而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知识谱系,是以原史为原初符号形式,经、子、史等都是从中分化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神话和原史为原初符号形式的不同文明不可以沟通,事实上,二者在史诗那里就达到了交会。以原史作为原初符号形式的中国古典思想与以神话作为原初符号形式的古希腊、希伯来思想的一个重大的文明论差异在于,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意识与宇宙秩序可以相容,而在后者,宇宙论秩序的经验则着力泯除历史意识。

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

在不同于"技"、"器"层面的追问、以区别于器物之知的方式把握世界等方面,中国的"性道之学"与跨越知识界限的智慧之思具有一致的内涵。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中国谈"性道之学",西方讲philosophy,但两者的实际指向则并无根本不同:"性道之学"与哲学,都是智慧之思,其实质的内涵彼此相通。从形式层面看,哲学离不开概念的运用,其中既关乎概念的构造,也包括概念的分析。同样,性道之学也涉及名言的生成和名言的辨析。魏晋时期进一步提出辨名析理,"析理"以性道为内容,"辨名"则关乎名言(概念)的分析,由此,性道之学与名言(概念)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更自觉的肯定。从"哲学何为"这一层面看,中国的"性道之学"对智慧之思所具有的规范意义和引导意义,也给予了自觉的关注。就以上方面而言,中国的"性道之学"显然包含着哲学的内涵,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哲学。

汉语言哲学和中国哲学话语创建

创建既有中国气象又有世界影响的哲学话语,已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时代大问题。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内在地要求汉语言哲学的视域。汉语言哲学思考以下根本问题: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景下,我们如何用汉语做哲学,为世界性百家争鸣贡献新的元点与智慧。汉语言哲学涉及理念、方法、实践等不同的层次。汉语和哲学的相干性问题、西方哲学的汉语化问题以及从汉语言哲学角度看中国现当代哲学的演进问题,这些问题的侧重点都是以汉语为切入点做哲学史考察。从哲学史考察转入直接的哲学问题研究,汉语言哲学所实践的正是一种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就方法论而言,它是以考察哲学语法这一特定方式所展开的中国哲学话语创建之实践;就内容而言,它是技术时代面向生活实践所进行的中国哲学话语创建之实践。然则,哲学话语创建并非做哲学或哲学实践的全部,而哲学的工夫也不止于论说明理。

中国哲学:内涵和走向

以"性与天道"为总体上的指向,中国哲学既有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包含其独特的形态。与中国哲学的这二重性相关联,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也关乎认同和承认两个层面。"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与普遍形态的哲学之间的关联性;"承认"则是对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和形态的肯定。与普遍性的品格和独特形态相联系的,是中国哲学所内含的既成性和生成性的统一,两者的关联既包含史和思之间的互动,也涉及哲学家视野和历史学家视野之间的关联。在中西哲学彼此相遇的背景下,如何对待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既涉及对以往哲学发展过程的解释和理解,也关乎哲学本身的发展,而中西哲学的关系背后则蕴含着世界哲学的视域。哲学衍化不仅涉及哲学之"流",而且关乎现实之"源",后者与哲学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作为中国哲学生成过程的延续,今天的哲学思考和建构同样与所处的时代无法分离。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