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学生辈观老师辈:对“学衡”研究的思考

老师辈与学生辈的复杂关系,是“学衡”研究中一个值得讨论但却尚未充分厘清的基本问题。其起点在于将“学衡”研究从新文化主流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两军对垒”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过渡到考察“多方互动”;在“多方互动”中看“学衡”诸人与其学生之关系。其重点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讯息落差”为何造成老师辈与学生辈在时代进程中渐行渐远;另一个是在笼罩性的革命年代里学生辈与老师辈如何双双嬗变。

在1911年“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革命,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有它在清代的种种“前因”;也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有它对其后历史漫长深远的影响。从此出发,在1911年之前十年和之后数十年的“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既有其可能,又需要继续深化。在辛亥革命延长线上做思考或要特别注意:其作为历史人物“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影响,如何让“区域”成为问题以更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以及如何从南北与东西的长程历史来定位辛亥革命。

“求真而经常不得”的史学研究辩证法

历史学的学科规范与“真相”之间确实不存在必然联系,一手史料不能必然保证“真”,好的版本和多如牛毛的注释亦不能必然导向“真”。但是,“真”不可得,不代表“求真”不可欲。一个理想即使永远不可得,也不意味着一个理想就不可追求或不值得追求,“真”也同样如此。此正如梁启超所言“绝对的真相,虽欲难求,然在可能范围内,亦应当努力求去;若不求得真相,一切都无从做起”。梁启超所言的“一切都无从做起”,其主语是“历史研究者”,因此当谈论历史学是否会终结时,不妨先讨论历史研究者的“求真”究竟有哪几个层次。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时代语境

1942年3月,毛泽东发表名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古今中外法”。从广义上说,中共建党是“中”,围绕中共建党的时代语境就是“外”。因此若要深入地讨论、理解中共建党,就必须深入探究1920年前后丰富繁杂的时代语境,进而审视中共建党如何成为触发时代“真觉醒”的枢纽。

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

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既有共通性,又存在一定的区域特点。江南地区具有利于社会主义传播的交通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并受到上海的辐射,在近代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便于社会主义传播的多种渠道。江南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内容改写、编撰小册子、公开演讲、群聚讨论等方式,使社会主义在江南"落地",并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南社会实际的结合中开始指导革命实践。这一历史过程说明,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固然存在域外影响,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扎根,又与中国革命强大的内生性相关。这种内生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充分联动,促使马克思主义逐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革命新路。

追寻过去的不确定的答案——《天下为学说裂》补言

重构提出历史学形形色色问题的不确定的答案,正是目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可深入的方向之一。这要求新的史料观和方法论。新的史料观一方面要求对漫无边际的"史料扩充"抱有警惕,但另一方面相当鼓励在一个全息性的、不分珍域的视界里阅读和讨论各种史料。从方法论来说,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目前最可提倡的方法乃是"捕风",即捕捉时代的"真趋势"、"真相信"、"真压抑"和"真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