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价值冲突和内在紧张

近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建立在自由、富强、民主等多种价值之上,然而,这些价值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下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西方近代启蒙以人的自然权利为中心目标,但近代中国启蒙的核心问题却是双重的:个人的解放与国家的富强。于是就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观念中的一系列价值冲突:民生利益与国家富强、普世文明与国家独立、民权与国权、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内在紧张,其最终的历史结果是富强压倒了自由、国权压倒了民权、民主压倒了宪政。

自我理解的现代转变与政治正当性问题的缘起

政治正当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源自于一种特定的自我理解,一种"个体先于政治社会"的观念。这种自我理解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在西方现代性转变中出现的一种特定观念,并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想象。通过探讨这种自我理解之形成的哲学基础与历史脉络,并以一种辩证的方式避免"决定论"和"偶在论"的简单化解释,就能既强调西方现代转变的文化与历史特殊性,又注重阐明这种转变的内在实践逻辑,由此澄清政治正当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渊源关系。

战后台湾“去殖民化”的中国文化回归战略及其实践平议

1945年,阔别五十年的台湾重归祖国之后,国民政府随即在当地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文化与教育举措。这一过程本是现代民族国家在收复的故土上行使自己主权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事实上也受到了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和理解。虽然在具体操作上不免存在一些可议处,但在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后遗症,恢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其积极作用不可否认。惟近三十年来,缘时移势迁,对此历史事件特别是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环节,诸如日据时期的殖民文化、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及两蒋主政时期官方极力提倡传统文化的认识或评价,歧见日出。因此,征诸史迹,进一步梳理和澄清其过程,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作反思,仍十分必要。

史语所迁台与1950-1960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

当代台湾地区人文学术的建构,无疑以1948年底前中研院史语所的迁台最具开局意义。当此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之际,尽管史语所同仁在学术和政治的复杂抉择中心态纠结,却始终坚持了以学术为本位的进路,筚路蓝缕,从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规范的确立等方面,为台湾现代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不拔基业。由此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章,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创党、大革命和"一二·九"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后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个人背景和心路历程。家庭、学校和童年经历是影响读书人趋向激进的重要因素,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暴力流血事件则是激发知识分子投身运动的催化剂。除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还具有四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而在各种主义与政党争夺青年的竞争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出,乃是其独特的信仰力和组织力,让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值得献身的信仰和团契生活的"家"。不过,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要求具有无政府主义散漫倾向的文人改造为服从严密纪律的组织人,这又与其原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产生了内在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