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抒情”到“抽象的抒情”——对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的再研究

本文针对"沈从文转业之谜",考察沈从文从《边城》到1949这段时间的创作历程,揭示作家用小说干预时代的热切希望、小说形式探索和政治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的视野中重新解读《边城》、《长河》,分析沈从文的创作从"抒情"到"抽象的抒情"这一变化的内在理路,为我们思考文学在现实中的可能性提供启示。

底层婚姻:在“现代”和“封建”之间

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逐渐享有“现代”婚姻 ,从婚内的重情到重性再到婚外恋 ,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与此相反 ,底层的部分人们却仍然进行着换亲、买卖婚姻之类的“封建”婚姻 ,他们似乎是“落后”的和不“道德”的。但是 ,从底层的生存状态来看 ,他们常常只能领有“封建”婚姻 ,他们道德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生存”。

艰难时世:危机中生存的世界与中国——佩里·安德森访问记

2009年10月初，《现代中文学刊》预约了一次中外学术访谈，因为涉及汉英双语的交流，我参与了翻译工作。受访者是著名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思想史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教授。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求学期间曾读过他主编的《西方左派图绘》，导师也提到过大名鼎鼎的历经40年的起伏跌宕的《新左翼评论》；当然也记得他的兄长，《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由此了解到他家学上的一些传统和影响。

“落难精英”与“劳动”妇女

知识分子反思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落难”后重归辉煌,“落难”过程中总有底层人物特别是底层劳动女性对他们表示青睐乃至崇拜,其背后却是知识分子的自恋和对底层人物的任意扭曲。这是作家精英意识的典型表现之一,暴露了作家潜意识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底层的苦难被边缘化,自身的苦难被无限夸大并成为精英身份的自证之物和炫耀的资本。而且这些“落难精英”重返旧位后的等级越高,往日的底层人物越是被边缘化。

高晓声的小说及其“国民性话语”——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

高晓声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作家,其反映农民苦难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渐渐脱离了现实,他的农民形象只停留在了80年代之前,而评论界和文学史对其评价也同样滞后。究其原因,执着于脱离现实的、静止的国民性批判是主要原因。高晓声创作及评论界的刻舟求剑状态则昭示了重读作品的重要性。同时,对现代性大背景下的国民性话语的再思考也是一个相当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