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國史·列傳》的文本生成——以《新安文獻志》收錄舒雅等人物傳記爲中心

宋代官修國史系列文獻原典至今幾乎全部亡佚,僅存有《宋太宗實錄》殘卷及殘篇斷章見諸存世文獻引錄。而明代《新安文獻志》中收錄有史源馬《國史·列傳》的傳記,通過與存世《日曆》以及《實錄》的文本比對,可見《實錄.附傳》到《宋史.列傳》過程的大量文本變動,在修撰《國史·列傳》時就已產生,並非《宋史》修撰過程中的改寫與刪減。可以一定程度勾勒出宋代《國史·列傳》文本生成過程中的一些動態面貌,馬研究宋代官修《國史·列傳》的文本生成提供了新的文獻材料。

内聖外王:論宋代新學的幾個基本問題

關於宋代新學學派的研究,成果豐碩,但若干基本問題仍存争議。“新學”之名,既可指稱王安石的整體學術思想,也不妨作為以他為首的整個學術流派的代稱。新學在宋代的盛衰歷程,可劃分为五期。新學的學派屬性既非法家,也非道家,而是以儒为主,整合道、法、釋諸家學說。王安石是一位積極有为的功利主義儒者,新學則是一種以制度建構为主體的儒家事功之學。“内聖外王”是對新學特色的準確界定,但若用此詞來敘述宋代儒學的演變,將理學視為“内聖外王”的最高典範,則會遮蔽儒學内部的多樣性,得不償失。

范成大的旅行书写——以《南征小集》和《骖鸾录》为中心

《南征小集》与《骖鸾录》是南宋士人范成大从吴郡前往广南西路赴任途中写成的一组诗歌小集和旅行日记,其中既有异域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俗书写,又有对事物的议论,还有对行程的简单记录。它们完整地展现了作者的赴任之旅,揭示了宋人旅途生活的一角,呈现出有关宋人日常的更多真实细节。通过对比阅读两部作品,能够对范成大的赴任之旅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张伯端及其《悟真篇》诸问题的再检讨

张伯端曾遭遇谪籍岭南等重大变故,一生起伏不定,又因其隐显无常的道士身份,成为箭垛式的人物。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在后世被反复塑造和改写,以至于史籍中有关张伯端的记载前后牴牾。张伯端籍贯是天台还是临海,学界讨论比较多,一些学者混淆了宗教文化地理和行政区划的内在分别,忽视了署作"天台张伯端"未必就是"天台县张伯端"的细微差别。《悟真篇》的源头复杂,但总体来看源自吕洞宾、刘海蟾一系。另外或与宋初高先《真人高象先金丹歌》有密切的源流关系。《悟真篇》全篇用诗词文赋形式写就,具有特殊的宗教文学意义。

观赏与书写:宋代绘画题跋的文本解读

绘画题跋的写作特点与观赏行为有密切关系。在题跋写作时,观赏者的观赏行为,直接决定了题跋文本书写的顺序、文本中各元素的组织与组合。题跋文字的组织既是一个线性过程,又具有即时性。在注视绘画的一瞬间,观赏者已经对画面中的一切作出了"选择",而题跋又用文字对注视的结果进行了第二次选择,并呈现了这种"选择"。宋代的人物画题跋首先关注的是人物的逼真程度,而山水画在题跋作者眼中则更重在整体气势和格局,题跋作者的观感间或缺失,却又从另外三个方面营构了题跋内容,有时,观赏者的形象也直接呈现于题跋中,题跋塑造了观赏者与观赏对象--画作之间的关系。

“芝兰”考论

先秦汉魏等早期文献中的“芝兰”皆应写作“芷兰”,“芝兰之室”“芝兰玉树”等典故中的“芝兰”亦应写作“芷兰”。“芝兰”指白芷和兰草,而非灵芝与兰草。后世人们逐渐将“芝兰”误解成了灵芝和兰草。秦汉时“芷兰”因形近而误为“芝兰”。魏晋时“芝兰”误解成灵芝和兰草更多。唐诗中大量描写灵芝芳香,这是“芝兰”误解加深的重要标志。宋元以后,“芝兰”指灵芝和兰草已经约定俗成,再与白芷无涉。

胡适、顾廷龙与全祖望校《水经注》案——以胡适、顾廷龙往来信札为中心的考察

胡适和顾廷龙曾合作研究全祖望校《水经注》的真伪问题,合众图书馆的"重校本"成为此案的关键所在。通过两人的往来信札和顾廷龙的《手札识语》,可以还原胡适是如何在顾廷龙的帮助下逐渐改变自己的观点的。胡适最终修改了自己的结论,但是为戴震洗冤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胡适在全案上的成功是考证方法的成功。

韦渠牟及其《新步虚词》十九首考论

唐人韦渠牟及其《新步虚词》在道教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定位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关注。通过考辨有关韦渠牟的文献可知,韦渠牟当是一位辩才无碍、富有文学才华的人,曾受到不少诗人及权臣名宦的赞赏和推重。韦渠牟除了诗文,还有佛道两教及礼制方面的大量著述。韦渠牟作《新步虚词》与其从道经历有关,但这组诗受到重视并刻石上碑,当为其任太常卿时期。《新步虚词》十九首在体裁和内容上皆有创新,以格律诗的形式写就,突破了先前步虚词十首的固定程式,为法师在斋仪中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且主旨和用意浅易明了,在格式上可视为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也体现出宗教艺术与世俗艺术之间的互动与共生。

《宋史·后妃传》辨正

《宋史》卷帙浩繁,讹误难免。现对《宋史·后妃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作一辨正,分“证误”“存疑”两部分。

蔡幼学《育德堂外制》考论

蔡幼学所撰《育德堂外制》,是一本外制汇编。蔡幼学曾经担任中书舍人等职,为皇帝代写制词。在他去世后,这些制词被他的家人集结成书,于嘉定年间在福建版刻。《育德堂外制》现存有三个版本,即台北藏宋刻本、南京图书馆藏影宋钞本、黄群铅印本。三个版本之间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

试论生肖动物的泛龙现象及其成因

从传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的视角来看,生肖动物里不止有一条龙,其他的生肖动物几乎都可以转化为龙,并且不同的生肖动物之间还可以相互转化。龙形象在形成的过程中,曾融合了诸多的动物形象,这为其他生肖动物转化为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另外,道教的羽化飞升、尸解等核心修炼思想,很可能借鉴和吸收了早期的龙文化。反过来,道家道教文化中"化"的思想,又为诸多生肖动物转化为龙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中国的生肖文化起源早、影响远,其中所蕴藏的龙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龙文化的内涵,增强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

屈原《怀沙》之“滔滔”辨析

《怀沙》首句为"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滔滔"又作"陶陶",其释义众说纷纭,主要有三说:"水大貌""漫长貌"以及"盛阳貌"。本文对《怀沙》诸版本进行考察,发现"陶陶"更接近作品原貌。从词义的发展演变、典籍用例以及诗歌的语境来看,"盛阳貌"是最恰当的训释。先秦多用假借字,"滔"与"陶"同音通用,结合出土文献的例证进行分析,可知"盛阳"之义源于"滔滔",由"水大""盛大"义引申而来,故"滔"为本字,"陶"为借字。

《诗经》中的华夷思想

先秦是华夷思想的形成时期,而《诗经》中的华夷互动蕴含着先秦华夷思想的基本内容。一是体认到华夷之别,二是具有“尊华夏而卑夷狄”的意识,三是认识到华夷共同构成了天下秩序。这些华夷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当时华夏族群与非华夏族群互动的产物,是以华夏族群为本位的,寄寓着华夏族群的“异域想象”,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试论北宋前期的“侍中拜相”

北宋前期宋廷继承五代以来的宰相制度,规定以中书令、侍中及同平章事为宰相,实际上实行的是以“同平章事”衔拜相为主,以“侍中”衔拜相为辅。“侍中”与“同平章事”不可互兼。由于侍中地位较高,故并不轻易授人,所授之人大多也是在职宰相。以非“同平章事”身份直接以“侍中”衔拜相的,只有赵普一人而已。北宋前期“侍中”衔拜相是皇权调控相权的重要表现。

從《孔子家語》看魏晉之際孔子史料的進一步開掘

東漢末到曹魏時期,古文經取代了今文經,這是一個重大歷史變遷。但面對漢末經學的衰敝,曹魏時已開始致力於提振儒學。從更宏闊的歷史進程看,漢武帝天漢(前100—前97)之後孔安國整理《論語》獻給朝廷,直到東漢末,對孔子的尊奉實際處於一種下坡路;真正開始提振儒學,張大孔子,是曹魏時開始的。這至少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一是正始六年(245),時爲吏部尚書的何晏撰作《論語集解》進上;二是讓《家語》再次走進時人的視野是時隔二百七八十年後的王肅,身居侍中高位的他於嘉平二年(250)前後整理、注解《孔子家語》。在推尊儒學的氛圍中,以其更切實的内容爲治理國家、教化民衆、立身行事等提供一種思路或準則,《家語》受到了器重,并再一次浮出水面。這是一時代的需求。

家世、仕官与叛乱——赵谂与北宋中后期政局之变

赵谂系北宋中后期普通下层文官之一,其职最高不过太学博士。然而,赵谂虽官职不显,其家族亦非名门望族,但其父祖由“夷獠”变为顺臣的过程,其本人由布衣而入官场、由朝廷命官变为叛臣的经历,与北宋中后期神、哲、徽三朝史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对赵谂之家世、仕宦及其图谋之叛乱等事进行综合分析,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北宋中后期“国是”之变迁、宰执之进罢及边事之措置等问题,对于深入研究北宋中后期政治,或有裨益。

清代群经新疏的撰著特色及价值意义

清代乾嘉以降兴起撰作新疏的潮流,十三经中除了《礼记》皆有新疏问世。这些新疏虽然都是私家著述,但因作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综合来看属于群体现象,有其整体发展脉络和相同学术取向。由于各经内容有别,渊源各异,新疏的体式呈现多元形态,但在尊崇古义的层面殊途同归,接续汉代经学传统是其共同趋向。清代学者反对“疏不破注”旧例,重新构建义疏之作的诠释体例,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新疏是清代经学研究的结晶,内容上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在《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之后,构成又一个颇具特色的经典诠释体系,对于后世的经学研究和经典传承,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缙云黄帝文化暨杜光庭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争鸣教授发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缙云县黄帝文化发展中心、缙云县民宗局承办的“缙云黄帝文化暨杜光庭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5月19日至21日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顺利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以“缙云黄帝文化”“杜光庭研究”为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内容涉及道教地理、人物、科仪、思想,道教文学与文献等多个领域。

书写“涩体”:宋祁与古文运动

“涩体”是指宋祁《新唐书》列传部分的文体风格。它具体表现为叙述时故意使用难字、僻字、古字,省字缩减、生造词汇、颠倒语序等,是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理论的实践。它在语言表现上以复古为创新,因背离语言的约定俗成,导致阅读时的生硬滞涩。通过修撰《新唐书》,宋祁实现了中唐以来古文家的史学理想,他应被视为宋代士人学韩的主要代表之一。

入室操戈:楊時的新學批判

神宗熙寧年間,以王安石爲首的荆公新學由一家之私學升爲官學,開始引起宋學中其他流派的側目。特别是程顥、程頤兄弟,始終將王安石視爲最主要的思想對手,予以批評指摘。1哲宗紹聖以後,新學逐漸淪爲政治高壓、黨派傾軋的意識形態工具。許多親炙程氏的弟子或再傳,都經歷過徽宗年代嚴酷的黨錮學禁,其讀書應舉“非《三經》《字説》不用”2。他們深悉新學末流之弊,踵武其師,繼續批判新學,深刻影響到兩宋之交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版圖。楊時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