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上海本邑绅商沙船主朱氏家族研究

朱氏为沪上著名沙船家族,因子嗣兴旺,有"东门第一家"之称。开埠前一百多年人口过快地增长使得家族财富迅速消耗,朱氏各辈在捐输、慈善经营等方面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点。朱氏家族个案研究表明,在构成上海本邑绅商面对开埠后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却难以向近代工商业者转型的诸多因素中,人口问题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孙吴宗室孙静一支族人兴衰略考

孙氏宗族尤其是孙坚弟弟孙静一支族人曾在孙吴政权建立过程中立下赫赫军功,为孙氏宗室群体一部分。孙静二子孙瑜驻守长江下游牛渚要地,到三子孙皎、四子孙奂及其儿子时,经过两代人三十年不懈努力,其势力上移到长江中游江夏郡,为保卫政权"西大门"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依照孙吴世袭领兵制,他们的儿子也能以将军领兵或封侯,光耀门庭。而孙静长子孙暠因谋反一事,使其一支族人错失发展家族势力的大好时机,直至三子孙恭以散骑侍郎一职为皇帝内侍,才为转变家族命运提供了转机,其孙孙峻、孙綝借此进入政治中心,一旦兴起,又扰乱政治秩序,不得善终。孙暠、孙瑜等人同为孙静之子,具备武力豪族气质,却命运各异,对其事迹进行梳理考证,有助于我们把握孙吴宗室孙静一支的兴衰大体。

《明夷待访录》教育思想散论——以《学校》篇为中心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代表作品之一。《原君》和《原臣》两篇为本书之基础前提，《学校》篇亦是在此基础上立论、施论。本文以其中之《学校》篇为中心，对其中思想进行反思。黄宗羲关于学校教育和参政议政的理论体系的很多内容值得借鉴，诸如全民教育．学校引领社会舆论等；但仍有许多不足，失之空想，难以在当时开花结果。

十六国时期汉国刘殷、陈元达的谏言风格与政治浮沉

刘殷从容几谏,不彰君过,深得君心,以寿考自终;陈元达面折廷争,犯颜忤旨,使君主怀恨在心,自己也忧愤而死。他们二人因进谏方式的差异而引起的宦海浮沉,以及刘殷之女刘娥秉承父教,委婉劝谏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启示我们:进谏既需要直谏的勇气、渊博的学识、准确的证据和周密的逻辑,更需要婉转、圆融、变通的技巧,只有将二者融为一体,灵活运用,才能达到劝谏的目的,塑造良好的上下级关系。

前秦对河北地区的经略

以关陇为统治核心区的前秦,随着内外政局的变化,逐渐发展出了河北这一次核心区。前秦对河北地区的经略表现在三个方面:太子苻宏在邺城为皇帝苻坚、皇后苟氏作像祈福;秦廷重臣和宗室才俊轮流主持河北地区军政大事;在河北地区建立起相对严密的以氐人宗戚为主的地方军政体系。

两汉的“兰台”与“御史台”

西汉兰台为藏书之所,由御史中丞执掌。随着御史执掌的细化分离,东汉时,藏书类职能先后归于兰台令史、东观郎,至曹魏演成独立之官署秘书。御史官署在西汉经历了由御史寺到御史府的变化后,东汉设于兰台,故得称御史台。曹魏时,兰台藏书类职能彻底分离出去,使兰台成为御史官署之代称。

漢國劉聰朝後宫制度建設與劉乂案

一、學術史回顧與問題提出劉乂案是指漢國擁有一半氐人血統的劉乂被劉聰子劉粲及其黨羽誣殺的政治事件,這一事件導致匈奴與氐人聯盟瓦解,漢國由盛轉衰。吕一飛最早揭示劉乂之死造成漢國内部匈奴與氐族關係破裂,繼而導致漢國滅亡的事實。1陳勇《漢國匈奴、氐人聯盟的解體——以劉乂案爲中心》則對劉乂案進行了更爲詳細的考察,涉及劉乂身世之謎、劉聰讓位的隱情以及劉乂案發生的具體過程。2筆者在讀史中發現仍有剩義可言。

利益代表与社会整合--法团主义视角下的武汉工会(1945-1949)

针对"多元主义"这一社团政治理论预设存在的盲区,本文以法团主义理论为视角,以战后武汉工会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是否具有利益代表职能及强组织凝聚力,并执行社会整合功能。研究发现,战后武汉工会不具备法团主义整合方案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其整合模式既异于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又不同于社会法团主义模式。究其原因,弱势独裁的政府始终未能实现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分层化与制度化;政府对社会的专制控制使得民间社会趋于萎缩,无法发展出充分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团体。先天的不足使武汉工会只有法团主义的形而无其神,最终无法担负起社会整合的功能。

亡灵“公共空间”的制度建构——近代天津公墓的历史考察

墓地是生者与亡者间社会关系的一个纽带。墓地设置及其制度本身的变化,不仅体现着历史时代的差异,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着文明发展的进阶。本文描绘了近代天津公墓的筹创及公墓制度的建立过程,勾勒出这一过程中政府逐渐将公墓纳入行政管理的轨迹及其与善团彼消此涨的关系;将公墓制度的建构回归到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社会背景中,与世界墓园的发展相联系,分析天津公墓建立的特征。公墓虽屡经筹划始终筹而未建,却也在波折中为现代公墓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丧葬礼俗的现代变迁。公墓的建立与天津近代城市化的其他因素一起,共同促进了城市文明的发展和建构。

北魏《韩玫墓志》四题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韩玫墓志》所载志主家世、家族郡望及其生命后期的仕宦抉择颇有价值。《韩玫墓志》所载高祖韩苟、曾祖韩元兴,即《魏书·韩茂传》之韩耆、韩茂。韩茂家族并非如姚薇元先生所说出自匈奴族,而应是先被赫连夏政权吸纳,后又进入北魏政权的安定地方汉人豪强。孝文帝定姓族后,韩玫家族进入新门阀序列,志主韩玫即凭依门第入仕。门阀化后的韩玫家族舍弃旧贯,攀附南阳郡望,入唐以后其后裔又改以昌黎为郡望,由此可见北朝隋唐间郡望兴衰之于身份认同的意义。从韩玫生命后期的仕宦抉择,可以窥见高阳王元雍与正光政局关系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