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动员:生活书店《战时读本》出版与传播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初期,邹韬奋等进步人士领导的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教科书《战时读本》。在内容上,《战时读本》超脱国民党教科书“党化教育”的要求,在共产党影响不足的国统区暗合其全民抗战理念,赢得更广泛受众。从审查过程看,国民党统治区的教科书出版实际掌握在生活书店等民营出版机构手中,出版机构的意识形态、教育理念决定了教科书的主旨和基础教育的内容。

符号建构、空间转译、社会连接:别发印书馆的跨文化传播空间实践(1876-1949)

文章以清末民国时期外国商业出版机构别发印书馆的书店空间为研究对象,探讨出版机构跨文化传播的空间实践。通过选址外观、展陈内饰和以读者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书店空间塑造出版机构属性、转译读者行为、以书籍为中心建立读者与书店的情感联系。书店空间连接了中西方读者、作者、出版机构和地方文化,改变参与者体验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自我调适,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空间媒介。别发印书馆书店空间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为当今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提供参考。

出版的边界:制造可访问的公共知识

对可访问性公共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是出版区别于其他知识生产传播活动的规定性特征。从印刷书到网络出版物,所有的出版活动都是将知识置于一种供公众按需获取和访问的公开状态,从而为人类的知识生产贡献一种具有交互性的公共知识。可访问性公共知识的制造是出版之“出版性”的重要内涵,该视角对认识出版在知识生产中的独特价值,对做好出版工作和出版学理论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青年论坛(笔谈)

交叉研究视角下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命题是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但对于中国出版学而言,建设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独立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还包括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出版学科的“自主性”。后者因为事关学科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对于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建设更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更加紧迫。

古籍丛书出版新善本观及其成因——对20世纪30年代古籍出版实践转向的考察

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出版市场中,存在新旧善本观的对立。以商务印书馆为首的旧善本派,在书目选择上倾向罕见之本,版本上青睐宋元旧椠,装帧上以线装为尚;以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为主的新善本派,则在书目上倒向常见实用之书,版本上求精不求古,装帧上对洋装情有独钟。上述差异不仅构成了观念上出版策略的不同,也造就了实践面向取向迥异的两种出版风格。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装帧“减重缩页”为显著特征的物质性转折,标志着新旧两派的合流,新善本观渐居主流之位,这也是近代古籍出版实践中整体航向的一次重要转向。

跨媒介视域下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开发的再耕力

网络文学作品因其独特的娱乐性与互动性优势,成为具有庞大粉丝基数的IP作品来源,目前已形成涵盖实体出版、数字出版,以及影视、有声、动漫、游戏改编等跨媒介的全版权多元开发体系。网络文学作品从创作初期到作品成熟,具备极强的粉丝黏性与开发潜力,并形成持久的作品全版权开发周期,表现出强劲的作品版权再耕能力。基于当前市场环境和出版要求,从网络文学作品版权深度开发的表现形式中积极探寻再耕力的形成因素,发掘作品版权整体联动的运营机制,并推动作品全版权开发再耕力的保障措施,从而为探索和构建健康可持续的版权开发策略和开发生态环境提供理论支撑与策略补充。

声起数字人:有声阅读中的人机互动、情感依恋与可能关切

信息传播技术革新发展塑造人类社会数字交往新范式,推动数字人新形态迈入文旅消费新领域。基于对数字人有声阅读内容生产技术机理与人机互动特征及其机制的考察,可以发现,处于人机关系中的数字人有声阅读在声景沉浸中建构了从“人机互动”到“人机情感互动”再到“人机情感依恋”的互动程式。而与此同时,数字化隐忧也随之生成。应提高对数字对象依恋、虚拟伴读依赖、碎片阅读沉溺和粉丝文化泥淖等问题关注和应对的程度,构建健康的人机关系,从而使数字人有声阅读抵达信息内容服务、知识传习和文化传播的本质要义。

出版者智力成果的邻接权保护与立法完善

出版者在书刊制作过程中的智力劳动为作品传播贡献了巨大的价值。但我国著作权法对出版者智力成果的邻接权保护中,在出版者权的客体设置、保护范围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文章在对出版者智力成果的具体构成和利益纠纷进行深入分析之基础上,结合产业实际需求,从完善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和权利规制等方面对加强和改进出版者权保护提出立法建议。

文学广播与新时期文学的传播与转型——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为例

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主流一致,关于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的研究虽已非常丰富,但主要是关于印刷媒介的研究,如报社及其报纸、杂志社及其期刊、出版社及其出版物等方面的研究。随着近些年跨媒介研究和听觉研究的兴起,其他媒介形式也越来越被关注并引入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试论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下,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构成了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独特性的基本因素。从文学出版、文学创作者和网络文学等方面的数据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短时间内拥有了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舵”与“锚”,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方向和独特形态,给予作家基本的文学自信心,使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始终是现实主义的和雅俗共赏的。我们可以从“制度性文学”和“弥漫性文学”的概念出发,来理解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的原因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

作为起源的“漫长的90年代”:“80后”的代际视角

“90年代”的历史起点是由一系列事件塑造的: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开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化大潮。“90年代”一直延续到2008年左右,故可称之为“漫长的90年代”1。“漫长的90年代”接续了汪晖所论的从1911到1989年的“短20世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