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的日本进路——兼论日本的俄罗斯研究

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发端于明治维新时期。二战结束后,特别是经过冷战时期的学术发展,这一研究逐渐形成完备的体系,并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需求不断得到调整与更新。通过对日本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其从服务殖民扩张到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学科转型过程,同时也梳理出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范式与典型特征。日本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实地考察、跨学科融合、多语种研究等方法,在不同地区和领域内取得显著成就。比如,在俄苏研究、中国研究、美国研究、中东研究以及非洲研究等领域,日本学界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范式,特别是“斯拉夫-欧亚学”、“中国学”等研究,在全球区域国别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路径和学科建设经验,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法俄重启战略对话与合作:动因及局限

近年来,法国与俄罗斯两国高层互动频繁,重启外交与国防"2+2"战略对话机制,围绕如何增进经济往来及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加强协调。法国接近俄罗斯,旨在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建立欧洲的战略自主。俄罗斯改善与法国的关系,旨在缓解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推动国内经济转型、抑制美国霸权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对两国战略关系重启构成制约的主要是美国的钳制、欧盟内部的意见分歧及法俄双边关系不对称等因素。

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对东北亚安全的挑战

在日韩重启“穿梭外交”、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加速回归的大背景下,美日韩三方合作以戴维营会晤为标志,呈现出首脑会晤机制化、防务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不断扩展以及意识形态加强联结等特点,东北亚地区阵营化意味明显,地区军备竞赛抬头,地区国家间经贸合作遭到破坏,区域内的安全规范遭到挑战。但要看到,日韩两国实现深度和解仍面临难以克服的阻碍,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存在着“朝核问题”还是“中国威胁”优先的认知差异,奉行经济安全的战略成本考验着美日韩合作,冷战思维也并不被区域内国家所接受。另外,近期中美关系氛围改善,对中日、中韩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我们应理性正确看待美日韩三边合作,保持与美日韩三国沟通对话,发挥元首会晤引领作用,推进民间交流,推动东北亚地区形成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价值规范,推动构建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的角色

近年来,联合国秉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导向,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和国际论坛,制订一系列治理规范,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议程,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平台。然而,现有国际法滞后于人工智能发展进程的新溢出风险,以及国家间存在的人工智能鸿沟等因素,加大了联合国开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难度。同时,受大国竞争影响,联合国开展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激烈的规则制定权之争。为此,联合国要进一步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提升不同国际行为体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互操作性,解决国家间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难题,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弥合国家之间的人工智能鸿沟。

“印太战略”升级版及其对中国的威胁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印太战略"升级版初露端倪,这集中表现为:在外交理念上主张民主引领,强调印太国家的意识形态导向;在地区治理上积极回归,力求重获地区领导权;在对外关系上强调协商,加强印太地区政策协调;在中美竞争上主张竞合混动,追求美国利益最大化;在手段方法上采用重点围堵,运用巧实力打压中国。可以看出,"印太战略"升级版是以"四方安全对话"为基础,拉拢盟友和伙伴,恶化中国外部环境,加剧对抗风险,对冲"一带一路"影响力,消磨中国发展潜力。为此,中国要准确认知"印太战略"升级版的实质,在与美国的斗争中寻求中美合作,主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探索印太基建合作新模式,鼓励东盟发挥多边协调作用,加强国际舆论引导,推动构建"印太命运共同体"。

国际失序与全球安全治理

国际失序是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重要体现,其内涵特质突出表现为复杂竞合、安全治理赤字加剧、秩序认知对立、大国竞争驱动。国际失序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存在,并有向国际安全制度失效、有限冲突增多、安全感匮乏、安全竞争意识形态化、不平衡的多极化以及单边阵营化的发展趋势。面对国际失序的态势,中国选择走和平主义的路线,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引、以合理安全关切为基础、以地区安全问题为重点、以新疆域安全治理为补充,主动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安全合作,不断凝聚全球安全共识,加强安全制度构建,促进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并避免大国竞争陷阱,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未来预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软法”先行:拜登政府人工智能治理的动因、挑战及前景

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背景下,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问题,拜登政府采取了“软法”先行、伦理约束、“全政府协同”、敏捷治理等一系列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举措和政策,这些举措和政策蕴含着拜登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舆论导向、治理水平、“霸权”护持四个层面的战略考量。然而,美国参众两院的意见分歧、“科林格里奇困境”以及治理主体间的矛盾等因素,对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治理新政”造成了冲击。因而,拜登政府人工智能治理的政策前景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国应密切关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的发展趋势,对外积极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对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工智能治理新路。

俄乌冲突以来日本对外战略调整态势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的对外战略也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在外交政策方面,日本与西方国家保持“同一步调”,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进行多次制裁。同时,日本又积极发展与乌克兰的伙伴关系,从财政、人道主义、难民、战后复兴、军用装备等多方面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并借机展开穿梭外交,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安全政策方面,日本试图借俄乌冲突推进强军扩武计划,持续挑战专守防卫底线,意图动摇一直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又渲染东亚紧张局势,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断加强与西方的安保合作,拓展影响范围,扩大安全空间,试图以此赋予遏制中国的“正当性”。然而,日本对俄制裁必定对双方都产生不利影响,日俄两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博弈仍将持续,日本新的安全政策也将加剧地区安全冲突风险,同时在国内将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和反战声音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