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如何决策:治理模式转换及地方政府决策的知识运用逻辑

政府决策所运用的知识包括政府内部的行政知识、专家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但对于三者如何影响决策,现有文献尚未充分探讨。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W市政府的系列决策实践为例开展探索性单案例分析,旨在提炼政府决策背后的知识运用逻辑。在实证基础上,将霍尔的范式理论与运动式治理理论结合起来,构建决策知识运用的整体性理论框架。进而研究发现,问题性质、问题场域以及价值导向的变化构成了运动式治理启动的契机,而运动式治理触发了决策范式转变,并往往伴随知识运用逻辑的变化。由此得到启示:地方政府应破除对单方知识的路径依赖,鼓励知识碰撞;寻求“中间道路”,建立常态化知识交换渠道;进行反思性的制度构建,推动行政知识迭代。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创新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数字时代,形成了全新互动机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当前,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基于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而产生的有关个人信息保护、公共数据安全和数字鸿沟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亟待解决。更好地处理技术与治理的关系,有必要从主体的自由角度对治理数字化转型问题进行基于制度、组织和个人等层面的反思,探索解决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城市治理困境的有效方法,解绑被系统困住的数字化社会人,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迈入数字治理时代。

社区基金会:理论逻辑与治理重塑

20世纪以来,社区基金会的蓬勃发展成为全球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变革的显著标志。现有社区基金会的研究主要偏向模式或运动的二分论,忽视社区基金会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和解决地方公共事务问题的治理本质,对于理解全球社区基金会演化的内在逻辑语焉不详,更缺少足够有力的解释。因此,需要超越模式与运动的二分法,重新理解全球社区基金会的历史演进及其逻辑进程,即国家-社会关系中的跨部门合作治理框架。社区基金会的这种治理形式需要地方政府的权力转移、跨部门的要素整合,进而实现地方公共服务治理之道。对全球社区基金会的分析表明,跨部门合作治理框架有助于厘清和识别全球社区基金会演化的逻辑本质,对社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有较强解释力,有助于启示有效的俱乐部物品公共治理之道。

虚拟社区意识、使用行为与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

移动政务是政府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如何使移动政务平台被公众接受并持续使用是政府在数字时代应关注的一个重点。采用虚拟社区意识理论(SOVC)以及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模型(UTAUT2),利用一项上海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虚拟社区意识在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之间的直接联系是显著的,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之间呈正相关,而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没有显著相关性。基于研究结果与现有的理论基础,探讨对我国移动政务建设的启示与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三力”合治 助推超大城市更新

当下中国,城市更新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尤其在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城市化发展已经从增量扩张进入存量更新的全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成为超大城市的创新探索,以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