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语境下出版学科人才培养现状及优化进路探讨--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

出版学科属于典型的应用文科。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对当前出版学科的人才培养现状进行反思,探讨学科人才培养的优化进路,无疑对提高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华东师范大学的出版学科为例,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出版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及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新文科语境下出版学科人才培养的优化进路,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锚准学科定位发力,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卓越出版人才培养为导向,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古书新造:民国古籍出版热中文本的再生产逻辑

从20世纪20年代至全面抗战前的10余年间,大规模的古籍出版活动在传统文化式微的语境下,创造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从出版视角看,此次传统文献“出版热”自有其迥异于过往的生产逻辑。在正典化不断远去的文献生产前提下,通过建构纪念碑性,大型古籍丛书的生产活动被再度嵌入政治的框架内运行,知识的政治建构在这一时期是古籍出版活动整体上极为凸显的特点。于外,古籍以展览和馈赠的方式走出国门,在文化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于内,古籍则通过行政手段与市场之手抵达新时代的阅藏场域,迎接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匿名化读者。总体上,古籍的物质性特征被放大,不论是在为国家提供外交象征物时,还是在为读者提供合宜的读物时,文本性的地位均遭弱化。

网络文学出版平台的内容生产集聚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以阅文集团为例

截至2022年底,阅文集团旗下拥有超过1000万名作家,在网络原创文学领域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作者的集聚促成了网络文学出版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局面。阅文集团凭借其“象征资本”吸引力、制度保障、作家服务与扶持体系、作家孵化和培训体制的优势集聚了众多网络作家进行数字内容生产。研究阅文集团的内容生产集聚效应和内在机制,能够为数字出版的行业发展提供借鉴。

数字时代工具书出版平台化创新及其路径——以“聚典数据开放平台”为例

由于技术、内容、数据等资源的强势驱动,数字出版的平台化创新逐渐成为近年来的行业发展热点,其中关于工具书的数字平台建设一直是热议的话题。本文以数字时代为研究背景,就工具书出版的传统模式及其不足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具书出版的平台化创新及意义。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数字时代工具书出版短板,推动工具书出版的平台化创新实践,文章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规划设计、上海辞书出版社承建研发的“聚典数据开放平台”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总结其成功之道,以期为新时代工具书出版的平台化创新提供路径参考和经验启示。

AIGC环境下知识生产的分配正义与产权重构

由人类提供创意构思、机器自主完成表达呈现的人机混合创作正在成为人类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但各方对AIGC产权归属分歧巨大,严重制约了权益保护与产业发展。文章认为分歧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各方对人类智力投入的定性差异上,而在于对知识产权的制度功能存在认识误区。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正视知识生产的社会性以及知识产权对社会性生产的利益分配功能,从生产转型层面重建AIGC环境下知识生产的分配正义。由于人类创作与人机混合创作在利益保护上存在原则性冲突,文章提出在知识产权体系中增设与版权并列的新权利类型,对AI知识生产中的人类智力投入提供专门化的保护。

因时而变:元宇宙阅读时代悄然来临

技术发展影响人类生活,其中媒介演进将人类阅读从口传时代带入纸媒时代、引领至数字时代,而元宇宙代表的“新媒介”又将开启阅读的新时代。文章梳理阅读研究新转向,从媒介变迁中阅读嬗变视角探讨元宇宙阅读与传统阅读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不同时代阅读之变,阐释元宇宙阅读在阅读内容与创作方式、阅读资源表现形式、感知途径、分享传播与版权保护等方面的证据与特征,提供元宇宙阅读时代已悄然来临的线索。文章既从内容生成、推广传播、公民素养角度提出探索元宇宙时代阅读服务的建议,也从技术、作品与读者角度预判相关风险。元宇宙阅读机遇与风险并存,阅读之变应引起重视。

我的批评观

我曾畏惧文学批评。我总感觉文学批评似乎很容易,但又过于困难。说容易,是因为文学批评似乎毋庸劳神苦干,而是可凭第一感觉,顺手而至。若无敏锐的文学感觉,又忽视学养的积淀,文学批评虽容易做,却也容易“油滑”。说困难,是因为好的文学批评需要灌注整个世界观,并在这一世界观的基础上生成一种敏锐而独特的文学眼光。

工人业余话剧与“进京”的文化政治——改革肇始之际的《于无声处》

1978年底,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组织工人创作、排演的业余话剧《于无声处》产生重大影响,它要放在“工人文化宫系统”的文艺生产传统和制度背景中来理解。作为工人业余话剧,《于无声处》的群众性、业余性在其最初公演时便被识别、定位和提炼,从而获得“表达人民的愿望,显示人民的力量”的政治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于无声处》进京公演,直接参与到改革政治的开启过程中,我们需要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中的两种“进京”的历史脉络来分析和把握。

“当代文学”与社会流动——以陈忠实为例

陈忠实的文学经历表明,从“十七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当代文学”承担着辅助社会流动的功能,这一功能是城乡壁垒高耸、社会流动有限的外部条件与具有高度组织化和中心性特征的文学体制的内部条件的共同作用之结果。这一功能的承担依赖特定制度的支撑,即由群众文化系统和文联-作协系统上下衔接共同铺就的制度阶梯,为部分农民业余作者成为专业作家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当代文学”是作为社会建制发挥作用的,它镶嵌、交织在这一时期的宏观社会结构和诸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之中。我们可以在文学与政治的坐标系外,继续从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发理解“当代文学”,从而整体性地把握它的历史性、独特性与复杂性。

无可替代的实体空间:论数字时代的纸质阅读

纸质书独特的书香气质,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在促进深度阅读方面有着数字阅读无法替代的作用。从物质性视角看,纸质书是一种以实体形式呈现文本的独特空间结构,其对阅读的促进和塑造主要表现为固态化的文本空间对阅读沉静感和内容掌控度的影响,实体化的书籍形态对作品感知和情感卷入的影响,纸质空间艺术对阅读感受的影响等方面。数字时代全社会更应当大力提倡纸质书文化,回归阅读的真谛。

文学习性、情感政治与两种“读者”的互动——重审《班主任》《伤痕》的发表过程

《班主任》和《伤痕》的发表标志着伤痕文学的涌现,而伤痕文学与改革政治的关系也系众所周知。我们可以尝试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基本政治机制--党群互动--来理解伤痕文学的发生与改革政治的生成。《班主任》和《伤痕》的写作、发表与经典化过程贯穿着党群互动的微观运作。这种微观运作以一种特殊的“文学习性”为主体性条件,这种文学习性表现为作家对政治变动高度敏感、深谙文学-政治的直接转换关系并自觉主动地扮演这一转换关系的中介;其具体运作过程则体现为以情感政治的方式生产包容性的“伤痕”情感,因而区别于苏联解冻文学中的疏离性的“解冻感”;最后,文学领域中的党群互动关系的重建,修复了作为制度的“读者”与作为群众的“读者”的代表性关系,这也是《班主任》《伤痕》产生广泛影响并得以经典化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