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及周边国家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开放，研究者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不断扩大。为准确地勾勒出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档案文献解密和开放的总体状况，2014年和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先后举办了两届主题分别为“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档案收集与整理”“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新史料与新视角”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拓宽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领域研究的史料源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评介

相关学者以往在谈及美国对华研究类档案时，想到最多的应该是中央情报局制定的系列情报评估报告，其次便是美国国务院制作的相关研究报告，但对其他美国政府部门制作的研究报告则甚少了解，美国新闻署的研究报告便是其中之一。

区域集体安全的尝试:中印关系与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研究(1954—1962)

日内瓦会议后期,中国为破除美国构建东南亚防御组织的企图,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理念出发,号召建立亚洲集体安全。这个设想得到印度的支持,双方在万隆会议期间共同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执行日内瓦协议上进行合作。但1959年起,作为地区安全支柱的中印两国因为西藏问题和边界冲突,关系急剧恶化,从而对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态势造成了影响。随着印支战火的再起,集体和平无法维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中国设想的区域集体安全未能实践主要在于其结构性困境。

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

虽然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但总的来说,1949年至1952年的中缅关系是冷淡而疏离的。1953年,中国与缅甸的外交政策均出现转向,两国启动经贸往来。次年,由于缅甸政府努力加强同中国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政策协调、中国希望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以及中印关系取得明显进展,周恩来与吴努实现了互访,双方关系迅速转暖。从国际史的视野观察,中缅关系的改善带来了多重影响:引导中缅双方继续调整对外政策,导致中国因素在更大程度上主导美缅关系的走势,促使吴努成为中国与美国跨越太平洋的独特沟通渠道,推动亚洲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发言权。1953年至1955年中缅关系演进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显示出地缘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变的,而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也并非完全不可超越。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学术座谈会综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研究者可资利用的外交档案范围不断扩大,观察视角也逐渐由单边转向双边,个别情况下甚至尝试在国际冷战史或多边国际关系框架下审视当代中国外交关系的变迁。这一学术努力强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使之成为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形态,有效地促进了新实证主义思潮的生成与发展。

一段隐秘的历史:美国在台湾的核部署(1957—1960)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核军事技术革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与台湾海峡局势变化三者间呈现复杂的互动关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为威慑中国乃至对其进行核打击,提高台湾的"防务能力",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到1960年间陆续在台湾部署了配备有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原子弹。美国在台湾的核部署推动台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更令美国意想不到的是,台湾非但没有因为核武器的到来而感觉更加"安全",反而要求美方为自己提供核武器甚至一度秘密走向核开发。导致此种意外结局的原因,与其说是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固有缺陷,毋宁说是核武器的特性使华盛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安全困境。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当注重多国档案文献互证

对历史学的大多数分支学科而言,夯实史料学基础都是必须苦练的“内功”,外交史研究尤为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迈入了以本国官方史料作为主要文献来源的时代。随后,部分研究者又逐步将史料搜集范围扩大到包括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等中国外交的对象国,进而将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范畴推进到中外关系这一更高的层级。

对中共党史框架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点理论思考

作为当前国内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所呈现的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可谓有目共睹,特别是在冷战史框架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为载体展开的相关研究已经初步进入国际学术前沿①。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与国外研究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个独特现象,就是国内学术界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还可被归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范畴,专门的中共党史刊物成为外交史研究者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阵地,外交史研究者可以参加党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甚至凭借其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而奠定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初朝韩关系的缓和及其影响

作为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冷战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70年代初朝韩对话的典型意义在于,醒目地标示出外部大国淡化意识形态竞争的政策转变对朝鲜半岛内部关系缓和的推动作用及其限度。新近公布的美国、韩国和前东欧国家的档案文献显示出,东西方关系的明显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朝韩实力的逐渐接近共同促使朝韩双方展开历史性接触。由于目标相左、国内因素掣肘和外部动力不足,1973年下半年朝韩磋商陷入停滞,未能成为统一道路上的里程碑。不过,长期来看此次对话潜移默化地塑造着韩国的国内政治形态,大大改善了朝鲜的国际处境。

1962年广东省“支援前线”运动研究

在1962年年中爆发的第三次台海危机期间,为防备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紧急备战。在此期间,广东省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支援前线运动,向前线部队提供了全方位的经济支持,从而有力保证了此次军事行动的成功和此次台海危机的顺利解决。广东省自身也从这次支援前线运动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随后进行三线建设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馆藏中共及国际共运档案资料评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组织专门委员会解密形成于苏联时期的俄国档案文件。两年之内,俄罗斯国家级档案馆和自治市级档案馆即解密了260万件档案,在接下来的13年间(1992年—2005年)又解密了1000万件档案。2007年,俄罗斯学者帕夫洛娃·塔季扬娜·费奥多罗夫娜曾撰写专文,对俄国档案的数量及其意义进行过评估:“截至2004年1月1日,俄罗斯档案卷宗包含了21400万件档案,其中4090万件档案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各级档案馆里。俄罗斯丰富的档案资料就其对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的意义而言,超过了世界很多国家所收藏的档案资料。”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冷战史研究

2001年以后,中国冷战史研究者至少在如下四个研究方向上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集体探索,即经济冷战,心理战、隐蔽战与核战略,冷战中的科学与文化,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冷战史研究出现了某些新气象:档案文献来源日趋多元化,中小国家的官方史料被进一步纳入搜集和使用范围;不仅注重史实还原,亦试图在某些问题上提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在继续阐释各国政要外交决策的同时尝试深描普通大众在东西方对抗时代背景下的命运变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冷战史学界,目前大多数学者依旧将目光聚焦于美国冷战外交等高政治议题,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研究才刚刚起步,跨学科方法的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宏观性思考亦付之阙如。反过来,上述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为未来中国冷战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循着新的路径,今后二十年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完全有可能由大踏步前进阶段转向日趋成熟阶段。

蒙古国外交部中央档案馆馆藏中蒙关系档案资料评介

1991年苏联解体后,曾作为苏联卫星国的蒙古国政治经济体制发生变化,随后大量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期形成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并对外开放。同时,蒙古国学者也开始整理、编辑并出版了蒙古国档案馆馆藏的部分原始档案文件。蒙古国外交部中央档案馆的馆藏内容大多为蒙古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的外交文件原始档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过程研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经历了预备谈判、一度中断后的重启缔约谈判以及正式缔约谈判三个阶段,谈判的分歧点聚焦于反霸条款。这个分歧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东亚秩序观:中国在设定主要敌国的基础之上,旨在把日本拉入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日本则坚持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基本外交政策,采取"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的方略,只与中国发展重视实务往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当前中日两国的战略猜疑,根源就在于缺乏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制度性安排。

蒙古国档案总局馆藏中蒙关系档案评介

随着近年来当代中蒙关系史研究的逐步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蒙古国各档案馆馆藏的有关中蒙关系的历史档案。目前,蒙古国内所藏有关中蒙关系的历史档案主要在蒙古国档案总局和外交部中央档案馆。蒙古国档案总局隶属于蒙古国政府,管辖中央及各省市档案馆,而外交部中央档案馆则直接隶属于蒙古国外交部。除蒙古国外交部中央档案馆所藏中蒙关系的相关档案以外①,蒙古国档案总局的现有馆藏中亦含有大量有关中蒙关系的历史档案。本文拟重点介绍档案总局下属两个最重要的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档案馆)所藏的中蒙关系档案,并对相关档案的内容和学术价值予以分析与总结,以期对国内相关历史研究者前往蒙古国档案总局查阅档案提供参考。

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研究述要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宣告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就有各种关于如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思考与讨论。就中文和日文研究成果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邦交正常化实现以前,可谓“同时代史”,大多是当事者和推动者对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呼吁(1);二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主要利用报纸杂志、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其回忆来梳理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过程和影响因素(2)。

研究核问题的资料宝库--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核历史”电子资源评介

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与军事史密切相关的核政策史研究因档案公开程度低而相对薄弱。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核历史正成为冷战史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作为电子资源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其按专题编排的核历史电子简报,所涉问题广泛、使用便利,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从文献来源上极大地扩展、补充了现有的史料,是冷战史研究不容忽视的档案资料。本文从"核武器的监管、使用与部署""核监测、核情报与国际核扩散""管控与核不扩散机制",以及"核武器与中国"等四个方面对这一档案作简介,为使用者提供一些参考。研究者也应注意到该档案库的不足之处,需配合其他档案资源进行研究。

中国和印度有关地图边界画法的交涉及其意义(1950—1962)

中印两国在处理边界争端的过程中,都利用地图作为各自权利主张的关键证据。有关地图的边界画法是双方交涉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两国处理边界问题的不同的政策措施。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地图边界画法的演变,主要显示出中国主张所具有历史权利的突出特点,特别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认识和管辖能力的加强。印度画法的变化是英国以及英印政府在测绘、考察的基础上,在印度周边地区推行"前进政策",实施"战略边界"政策的结果。中国和印度的有关交涉,更涉及西藏的历史地位和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所拥有的主权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因而具有更为深远的政治意义。

朝鲜战争的缅甸回响:吴努政府中立外交缘起再议

1948—1950年,缅甸只是口头上宣称中立主义,实际上却希望同西方国家建立同盟关系。朝鲜战争爆发后,吴努政府很快意识到加入西方阵营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危害,并因此尝试以联合国为舞台在东西方两大阵营间推行中立外交。同样是由于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杜鲁门政府着手秘密支持国民党残部。这种侵犯缅甸主权的行为促使吴努政府于1953年3月决定不再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并转而同中国扩大经贸往来。简言之,朝鲜战争是塑造缅甸中立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中可以看出,重大冷战事件的影响经常是跨地区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发生在一个地区的东西方关系变动改变了另一地区某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乃至于它的对外战略认知与实践。

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美国政府的认知与反应(1960-1987)

自1960年以来,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密切关注的对象。解密至1987年的美国政府系列档案表明,美国政府的相关认知由于各种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频频出现严重的错误。但中国在27年里坚持不懈地对非洲提供世界上条件最为优厚的发展援助这一事实,不仅使美国的认知出现从敌视到重视的转变,也令美国政府逐步改变对非洲发展问题的轻视态度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