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本体论中的三重视域

在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存在图景中,与"人"的存在相联系,可以划分出三重视域:一个是具有现象、经验和规律的"可道"视域,一个是超越经验、现象、有限并且恒常不变的"常道"视域以及统合"可道"视域与"常道"视域的"道德"视域。"可道"视域与"常道"视域性质互异,构成类似西方哲学二元论的"两个世界",但并不完全壁垒森严、互不干涉,这关键在于中国哲学本体论中还存在"道德"的统合视域。

船山与变法——论王船山对谭嗣同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思想之影响

谭嗣同是晚清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之一,也是十九世纪末期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核心人物之一。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青年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与哲学革命史上的重要一环。而除了西学之外,谭嗣同在推动戊戌变法的时候,实际上是以船山思想作为其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传统哲学基础与精神动力。在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思想、哲学与精神气质中,船山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代表与西学、佛学一道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中国哲学本体论中的有限性视域

在中国哲学本体论中,有限性视域相对于无限性视域如"天道"、"天理"或"太极"等而存在。有限性视域与人的存在相关,主要以经验世界为研究对象,其之所以存在的根源与人、器物和事理的有限性直接相关。在中国哲学本体论中,有限性视域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其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了一条现实的有限超越之路。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

在当下中国,拆迁问题并非仅仅涉及到法律实践,它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政策/政治实践问题。由于拆迁问题的复杂性,所以特别需要一个与其问题规模相称的分析视角。从政治正确的视角来探讨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既能够准确把握拆迁的现实经验,又能够就其制度本身进行合理的同情理解或批评。由此来看,司法强拆就是一种寻求政治正确的制度安排,它试图以一种增加压力的方式来融合、连接和判定当下社会拆迁问题中的各种利益诉求。然而,怎样才能够经由这种制度安排来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公正等价值共识,这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也有待我们去深刻认识并践行。

宗教体验与道教信仰的确立

宗教体验是所有宗教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维度。道教的宗教体验有别于其他宗教,它不仅表现为单纯的精神感受,更兼顾到肉身体质的改善和心性境界的提升。我们从宗教体验的角度对服食、行法、内丹修炼这几种道教主要炼养方式考察后发现,"可实证性"乃是道教宗教体验有别于西方宗教最显著的特征,而"对道的体证"则是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宗教性的最终所在。宗教体验构建了道教信仰的依据并成为其信仰得以确立的真正核心。

汉代兰台考辨

由于职务之需,汉代兰台不仅是国家法规和皇帝诏令等的保存之处,也是秘书和图谶等的收藏之所。在汉代,兰台令史地位不高,秩仅为百石,《续汉书·百官志三》所载"兰台令史"俸禄当为"兰台令"之误。在东汉明、章时期,兰台令史地位有所提升,初仕兰台令史的著名文人后皆获超迁。自和帝之后,随着兰台著述地位的下降,兰台令史地位又回归到从前。

“新”字何谓: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重维度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应该抓住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之“新”字的诠释来理解其中丰富的思想内涵。从整个思想诠释理路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当前所面临的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经济发展局面、新的国际关系局势以及我们党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使命这四个主要维度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核,进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奋斗目标的前进方向。

体认语言学的通感基础研究——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视角

体认语言学强调语言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基础,但是互动体验的获得和认知加工运行也依赖人类身体的感知。感知形式直接影响体认形式,进而影响语言的特征。本文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理论视角,探讨身体的感知方式与语言之间的本质关系。通过语言的外部特征(身体经验)和内部结构(认知加工)两个层面论述语言与通感的关系,详细探讨语言的表达、理解、意义、抽象概念、意象图式和隐喻映射能力所展现出的通感特征。

儒家之“名”的三重内涵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从他后来所作的概述中可以找到原因：“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胡适，1991年，第5页）胡适很早就注意到先秦各家都有其治学的方法，具体表现为各有一套“名学”。从一定程度说，正是这个敏锐的洞见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的新纪元。然而胡适热衷于从知识论和逻辑学的视角理解名学，这就限制以至阻碍了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见于此，梁启超很早就对胡适的这本书下过一个断语：“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梁启超）目前来看，梁启超这个评判依然很准确。所以今天研究中国哲学，我们仍可以沿着胡适开创的方向推进，只是必须吸取胡适的教训，不再以知识论或逻辑学的先人之见关照名学，而应进入各家名学的内部，深究其本意，探索其理路，从而把握各家学说的要义，进而呈现中国哲学的特质。按照这种思路，儒家名学自然是最值得重新探讨的一个领域，其中孔子正名思想又可以看作这个领域的核心。古代儒者向来都将“名”的考察纳人其思考的范围，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这些见解大致有三种角度：一是从名言文字层面理解名，如郑玄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日名，今世日字。……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文字之误。”（见皇侃《论语义疏》引）这可以称作名言义。二是从人伦名分层面理解名，如袁宏说：“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后汉纪》卷二十六）这可以称作名分义。三是从名誉名声层面理解名，如范仲淹说：“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上晏元献书》）这可以称作名声义。总的来说，这些见解虽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儒家名学的丰富内涵，却有两个缺失：其一，失之于浅显，即虽然指出了名的某项内涵，却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挖掘；其二，失之于笼统，即只是含混地谈名，没有对名的各项含义加以明确界定，因而也没有探讨各种名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缺失出现在古人那里尚情有可原，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儒家名学研究也未能完全避免这两个问题。究其原因，也在于或多或少受到了胡适开创的名学研究范式的禁锢。（参见苟东锋，第53—58页）所以，今天我们重新探讨儒家名学，首要的任务就是区分儒家所论之名的三重内涵，发掘每一重内涵的理论意义，构建三种内涵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儒家的名学变得更为明确和系统。

内丹话语和内丹修炼术

关于内丹术，道教研究界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即认为唐宋内丹道的兴起源于外丹烧炼服食一再失败，终于难以维系，不得已转向内化，更有学者明确指斥内丹术不过是一种“匿名的拼接”。显然，这是从无神论的视角出发基于理性对道教修炼史做出的推断。

《赤伏符》考辨

《赤伏符》文本表明,《赤伏符》是道士西门君惠为刘歆所作,目的在鼓动刘歆劫持王莽归降更始,以复兴刘氏。"四七之际"指的是第四个七十年。光武帝刘秀兴起之后,于是人们将刘秀与《赤伏符》联系起来,其将领以此劝其称帝。由于《赤伏符》内容多不合于刘秀称帝时情形,故其登基文中并未征引《赤伏符》原文,只是转述其大意而已。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

哈贝马斯借助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对"我应当做什么"做出了一元与多元的不同回答。哈贝马斯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是在全面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对黑格尔的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理论予以深刻批判。但是,哈贝马斯的区分陷入视角论、类型论和综合论三重标准相互抵牾之中,其区分理论也由此陷入困境。

重述与发现默会知识论

郁振华的《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2012年),是汉语学界关于默会知识论的重要著作。倚重于维特根斯坦派学者在知识表达问题上的进路,并在详尽考察波兰尼的论述基础之上,郁振华分殊了默会知识概念的两种含义、批驳了传统认识论的多种成见等问题。然而,作为一种对知识种类问题的哲学理解,默会知识论的意义,并非仅限于其所涉及到的认识论上的多重概念关系。它与生活经验的连接关系,亦即作为一种实践之知的多种意义问题就有待于我们去深思、去辨析、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