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域中的权利问题

从本原的层面看,人的基本权利与人自身的潜能相联系,这种潜能是人作为人所具有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或工具;肯定这一点,同时意味着承认人的内在价值。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人同时也拥有实现、发展自身潜能的权利。人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中的权利,本身并不是目的,在实质的层面,这种权利同时表现为人实现自身潜能的条件。从以上方面看,实现自身潜能,显然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而是人的基本权利的现实内容。如何使人的基本权利真正得到实现?从哲学的维度看,这里无疑应当对"自由个性"予以特别关注。在超越人的依赖性的同时,自由个性同时要求扬弃物的依赖性;两者在确认人的内在价值的同时,也为人实现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提供了前提。

范例、规则和默会认识

默会认识中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概念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范例和规则的关系。就默会能力的培养而言,论者大多承认规则的作用,但更倾向于范例,认为范例之于规则具有优先性。对范例和规则之间关系的这种看法,体现的是一种罗尔斯所说的"概要的规则观"。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论者把建立在家族相似基础上,注重同异比较,通过对范例的模仿来解决当下问题的思想方法,称作"类比思维"、"范例推理"等。类比思维或范例推理包含了一种特殊形态的默会能力.体现在人类文化的许多方面,同时,也构成了传递其他形态的默会能力的基础。

普遍之爱与特殊之爱的统一如何可能——以宋明儒者仁义说为中心的考察

孔孟儒家倡导一套以仁义为核心、仁义互补的伦理学说,仁以普遍之爱为其实质内涵,义既指向仁,又是对仁的节制。义的原则体现为在普遍之爱中又有差等之爱。宋明儒者继承和发挥了孔孟的仁义学说,并通过"万物一体"说和"理一分殊"说为仁(普遍之爱)义(差等之爱)的合理性提供了本体论的证明。在普遍与特殊之间保持一定张力的儒家伦理,也较为符合生活世界的原型。

“家天下”与“天下一家”:三代政教的精神——以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为中心

禅让体现的是公天下,而夏商周三代改教则是家天下,在"家天下"的现实性的礼乐制度之内又蕴含"天下一家"的理想。守天下以礼与取天下以德,虽然存在着内在紧张,但又被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周公政教思想的两个基本维度。不考虑"家天下",不足明周公之制礼作乐的历史局限,礼乐的讨论就会漂浮在"理想性"上面;不思及"天下一家",就不足以见三代政教之理想所系,周公制作对于中国政教的典范意义,以及超越于时代的普遍性之所在。以家天下之势,有条件地回归天下一家之理,即为周公制作的精义。

主体就是主体自身的敌人——朱迪斯·巴特勒的激进政治阐释

朱迪斯·巴特勒强调,服从意味着被权力屈从的过程,同时也是成为一个主体的过程,后者需要转回自身的意志,并促成自我反思的主体生成。她依循福柯的“权力关系的本质,是敌对力量的冲突”这一论断,主张权力不可消除,并从主体的维度强调主体在加诸于主体自身的权力规范之外,寻求另类文化的可理解性,由此建构其抵抗的政治学。但是,其政治哲学的前提依然停留于认识层面的主体,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结构和历史本质论的层面。

“神人无功”与圣人的逍遥--论《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之寓言

《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作为最高自由主体的寓言化表达,其显现有着透视主义的机制,即对着不同存在层次的主体而有不同的显现,这才是最高自由主体有着神人、圣人之不同面貌的根本原因。神人所居住的藐姑射山之远与近,并不是物理的客观距离,而是知行工夫所开启的距离,因为世人不识,所以遥远。圣人能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达到高度的平衡与统一,能够做到出入相即,即以出世的精神来从事入世的事业。圣人虽能转化他者,却不以此为目的,而只是专注自己的修身养神,故而转化外物对他们而言只是其自我转化的副产品;这其中的根本在于圣人不以功为功,而是引发、调动百姓之自为其功,因而其功是无功之功,即他的功不是直接应事成物,而是让物自成、让人自功;同时无功之功本质上又是功效之最大化,即充分调动了百姓民人之功,使得所有人都成为功效的施动主体。

突破学科藩篱:技术时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因应之道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走在激变的前夜。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向人文社科研究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挑战;另一方面,人文社科研究和评价的学科化、数目字化、内卷化问题依然突出,甚至有加剧的趋势。2019年《探索与争鸣》杂志开设'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专栏,追踪、聚焦和探讨中国知识体系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引发了学界广泛的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尊重学术规律,突破学科藩篱,生产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和学术,如何有效介入时代重大命题,回应时代关切.

行动:一种哲学的阐释

行动既以人为主体,又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人而言,"是什么"(何为人)与"做什么"(如何行动)往往无法相分。行动展开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其内在的指向在于通过人与世界的互动,使人和世界发生一定的变化。与之相联系,行动的基本单位,源于行动的意义:判断某一动作是否为行动,往往取决于这种动作是否呈现意义以及呈现何种意义。作为具有综合性或系统性的现实存在形态,行动包含着内在的结构。从意欲到评价,从权衡到选择,从做出决定到付诸实施,等等,行动的结构体现于不同的方面。行动的结构既表现为不同环节、方面之间的逻辑关联,也展开于动态的过程。行动一方面具有意向性,另一方面又呈现规范性。意向性与规范性的交互作用,赋予行动以复杂的形态。以人(行动主体)为视域,问题又进一步涉及习行、习性与存在境域的关系,其中蕴涵深沉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内涵。

默会认识论视野中的“在世”观念

通过“寓居就是在世”这个命题,波兰尼把默会认识论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联系起来。从默会认识论的角度考察海德格尔的“在世”思想,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能在”观念把knowing how提到了存在论的层次。其用具的“上手”状态可以用波兰尼的两种意识的理论加以清晰地阐明；其“在世”思想则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认识论分离的、表象式的知识构想。在波兰尼传统和现象学传统之间建构一种对话关系,既有助于展示海德格尔“在世”观念的认识论潜力,也有助于阐明现象学传统可以为推进默会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再论道德的能力之知--评黄勇教授的良知诠释

黄勇良知诠释的独到之处是聚焦于"愿不愿"的问题,即行动的动力问题。他将良知界定为动力之知(knowing to),发前人之所未发,给人很大的启发。但是,这一诠释也存在不少问题。从"knowing that""knowing how"、道德的能力之知和非道德的能力之知、赖尔和阳明的良知概念、良知之自然性、良知天赋论等六个方面,可对黄勇的良知诠释提出商榷。阳明良知概念的实质是道德的能力之知,即道德德性-实践智慧。良知诠释不必诉诸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之外的第三种知识。

超克沉思传统:基础存在论方案之考察

亚里士多德在古典三项，即“theoria／sophia”（理论／理论智慧）、“praxis／phronesis”（实践／实践智慧）和“poiesis／techne”（制作／技艺）之间建立起了等级秩序，确立了“theoria／sophia”的至尊地位，亚氏方案堪称沉思传统的典范表述。在《柏拉图的（智者篇）》中，围绕着真、存在和时间等关键词，海德格尔对沉思传统作了一番存在论重构。在阐释《存在与时间》如何处理古典三项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倾向，即沃尔皮模型和塔米尼奥模型。前者认为基础存在论颠覆了沉思传统，后者则认为基础存在论延续了沉思传统。在总体思路上，前者是而后者非。根据沃尔皮模型，可以勾勒出海氏方案的基本轮廓。基础存在论之重置古典三项、超克沉思传统，主要体现为两大论旨：一、此在是“praxis／phronesis”的存在论化和彻底化；二、现成在手状态（对应于“theoria／sophia”）导源于上手状态（对应于“poiesis／techne”）。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在效果历史的意义上印证了海氏方案：实践哲学的复兴呼应并深化了论旨一；论旨二激发了研究者会通海氏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热情。

论理论智慧

智慧论题在当代的复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该论题要富有成果地展开,需要做一番返本开新的功夫。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哲学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亚氏在沉思传统中对理论智慧作了经典论述,其中广义和狭义理论智慧并存而偏重狭义。在当代哲学中,柏尔的德性认识论致力于理论智慧的广义理解,冯契的智慧说则在实践转向的背景下着重阐发了狭义理论智慧。在肯定先哲、前辈和时贤思辨成就的前提下,我们试图在两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在后形上学时代,通过哲学的变革,为狭义理论智慧重新定向;其次,勾勒一个风格导向的智慧概念,对包括理论智慧在内的各种智慧形态作出统一阐述。

论规范

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改变世界与改变自己为指向,规范既与"做什么"及"如何做"相关,也涉及"成就什么";在本原的意义上.它内在地关联着人的存在形态、存在方式。与目的性规定相联系,规范内含价值之维;以实然与必然为本,规范又有其本体论根据。从形式的层面看,规范与"理"相近,具有外在的、非人格的特点,但其现实的作用却并非隔绝于内在的意识(心):它的引导或限定意义往往需要通过个体的理解、认同、接受、选择而实现。规范与个体及其意识活动的关系,具体展开为心与理的互动。作为制约存在形态与存在过程的当然之则,规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在所以可能的条件,后者既体现了规范普遍、公共的社会品格,又展示了其历史性和具体性。

“正义”的历史限度及其超越

就其现实形态而言,个体的存在和发展(成己)与广义的世界变革(成物)都离不开多样的社会资源,资源的获取、占有、分配则涉及社会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以个体自主的原则与人性平等的原则为双重前提。从社会的衍化看,正义本身具有历史性:以权利为关注的中心,使正义很难超越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和程序层面的公正,从而也无法使人的存在意义得到充分的实现,后者决定了它将随着社会的演进而被超越。以社会资源或物质财富的高度增长为历史前提,人的存在价值的真正实现,具体地表现为人的自由发展,后者既以成就自我为内容,又以成就世界为指向。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自由发展的互动中,一方面,以权利为关注的中心的正义得到了扬弃;另一方面,成己与成物作为意义世界生成的历史过程而获得了深沉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