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正性命与“政—治”生活境域的开通——以早期中国哲学思想为中心

将来中国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断言,决不仅就在活动上,决不仅是在革命与组织上,也决不仅是在抄袭外国一套现成方式上,而必须触及政治的本质,必须有像孙中山式的为自己而创设的一套政治理想与政治意见出现。……这是我穷究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治所得的结论。——钱穆《中国传统政治》。~①一、各正性命与引导性的政治观念《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

中西之学与世界哲学

将哲学理解为"世界哲学",首先与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更广的背景相联系。就哲学本身而言,走向世界哲学,意味着回归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原形态。世界哲学在植根于世界历史这一背景的同时,也表现为从人类普遍价值的维度考察世界对于人的意义。世界视域下的普遍视域,同时与哲学自身的发展相联系。从后一方面看,世界哲学进一步涉及哲学衍化的多重资源与多元智慧问题。与之相联系,不能简单地将世界哲学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哲学形态。哲学按其本义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沉思,在世界哲学的概念下,哲学的这种品格并没有改变,世界性与多样性、开放性、过程性将在世界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达到内在的统一。

伦理学就是道德科学吗?

伦理学是否可等同于"道德科学",不仅涉及伦理学的学科归属和地位,而且也是"再写中国伦理学"所绕不开的问题。伦理学界的三位前辈,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原冰明确坚持"道德科学"说。周辅成、冯契等则对此说持"保留"态度,并且就如何理解伦理学与哲学的关系、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伦理学等重大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通过对这一争论的梳理,期望对今天我们"再写中国伦理学"有所裨益。

重审《资本论》语境中“价值形式”的辩证方法论

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与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论。“价值形式”一节集中展示了这一辩证的方法论,叙述方法遵守着形式(抽象)的结构与内容(质料)世界的同一性原则和形式(抽象)的结构与内容(质料)世界的同步发展、完全平行的原则,并且形式成为了质料追求的一个目的。这样一种叙述方式成为了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流行的研究方法,这是对《资本论》方法论的错用。研究方法要求的是对“既定主体内容”的研究,在马克思那里则体现为对作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重新展开对这一错用的反思,才能切实推进解放理念的建构。

墨子:孔孟之间的重要环节——以古今之辩为中心的考察

近些年关于儒墨关系的研究的深入,很重要的表现是不仅仅注意两者的对立,还注意到两者的会通,由此呈现了先秦诸子更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图景。论及儒墨会通,往往想到两者的相类之处。其实,两者的会通还有另外方面:孟子在拒墨学的同时,又吸取了墨学,化解了墨子对孔子的质疑和挑战,从而深化发展了孔子开创的儒学,实现了“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列传》)。自汉代以来,已有学者对此有所提及,但大多语焉不详。先秦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政治思想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古今之辩即守旧与革新之争,力主变法革新的法家称其是“誉先王”和“与时转”,“学古”和“师今”①的对立。如此的古今之辩在孔子、墨子、孟子的思想脉络中,主要围绕礼与法、贤与能、王与霸、述与作而展开。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阐释墨子是孔孟之间的重要环节。

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

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常常被视为两种迥然相异的哲学趋向。然而,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分析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异己的存在或无法相容的形态。无论是从回顾和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看,抑或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着眼,具体地把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都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当代英美认识论的困境及出路--基于默会知识维度

默会知识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牵涉人类知识问题的多重概念关系,挑战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多种根深蒂固的教条或成见,为我们考察人类知识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围绕默会知识及相关问题,近年在英美出现了三种影响较大的进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进路、分析认识论的进路和社会科学哲学的进路,它们突出了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之分、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之分与强默会知识和弱默会知识之分。一种拓展性的认识论研究主张采取内在视角、认同个体取向、坚持维特根斯坦派对强弱默会知识的区分,并主张亲知和能力之知是强默会知识的两种基本形态。这一立场不仅彰显了拘执于命题性知识的英美流行认识论的缺陷,而且为建构一种厚实的认识论打下了基础。

判断力简论

以意义世界的生成为指向，成己与成物展开于人的整个存在过程。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成己与成物的历史内涵就是认识自我与认识世界、成就自我与成就世界。在其现实性上，以上过程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所涉及的首先是根据与条件。从内在的根据、条件来看，在成己、成物和意义世界的生成中，人自身的能力无疑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方面。

具体的形上学：金-冯学脉的新开展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学术事业焕发了新的生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革”后进入学界的一代学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中国学界的中流砥柱。杨国荣教授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30年来，他积极运思，在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的研究上卓有建树，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近年创发的“具体的形上学”，尤为令人瞩目。

“殷唯有小宗，而周立大宗”：关于商周宗法的讨论--以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为中心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将宗法制度的诞生视为殷周制度与文化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从氏族到宗族,是殷周社会结构转变的关键,其核心是周代统治者通过宗法等一系列制度克服氏族组织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分化而导致的集团力量的总体削弱,因而宗法的成立是周人因着氏族基础而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造的系统工程,其目的在于达到统治者内部团结的最大化,基于上述目的而设立的宗法实际上是对基于血缘的亲亲原则的超越,是周人"家天下"王制的环节。与殷代唯有五世之内予以收族的小宗宗法不同,周代则有以"本支百世"意识为指向的大宗宗法,它可以团结基于氏族血缘分化而日益陌生化了的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