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事功之学”的哲学贡献及其现代价值——以重思“朱陈之争”为中心

在南宋这一“中国转向内在”的时代,陈亮以“事功之学”对朱熹理学提出了挑战。这场争论围绕“义利之辩”“王霸之争”和何谓理想人格三项议题展开。朱熹构建了形上学和伦理学的精微体系,陈亮则发扬了孔子积极用世的精神,以功利主义匡救世儒空谈心性之弊,两者构成了宋儒伦理学的主流与伏流的关系;在政治文化的向度,朱熹的儒家王道理想主义和陈亮儒法合一的现实主义,凸显了古代政治史的显/隐、表/里结构。朱熹意在挽“人欲横流”之世风,陈亮则拒绝朱熹的“醇儒”楷模,坚持孔子的学以成人理想,力主豪杰人格,以救理学人格论偏枯之失。从现代性视域看,陈亮所提倡的“豪杰”人格屡屡为后来的改革者所推崇;他对商业和商人地位的重视,可以视为倡导商业伦理之前驱。进入中国对外开放、积极进取的20世纪,功利主义从“伏流”翻转为“主流”,陈亮的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也颇有契合之处。

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以儒道禅三学的汇通为视角

“直觉”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迄今已演化为一个观念的谱系。最初将其显题化的是梁漱溟先生,他从柏格森哲学中汲取“直觉”,并与孔学尤其是王门后学和唯识学相结合,通过批判工具理性弘扬东方价值,其叙事策略下伏着禅宗“顿悟”的“底子”。熊十力先生同样批评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证体”,视柏格森的“直觉”为“习气”并扬弃之。他认为哲学家在“慎思明辩”之后尚需“脱然超悟”,不过强调“悟”既有“顿”又有“渐”,并代之以更儒学化的概念“默识”与“体认”,以与其“性修不二”说相配合,同时以“良知是呈现”为牟宗三的“智的直觉”说开辟了路向。受过新实在论洗礼的冯友兰先生,则将“分析后的直觉”作为形上学的方法,且名之为“负的方法”,主要借助禅宗的“顿悟”,以解决所谓“第一义不可说”问题,导引人进入“天地境界”。冯契以为解决“第一义不可说”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得’”的问题。他认为禅宗的“顿悟”说不但对宗门有解放的意义,而且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但是不赞成将“顿悟”或“直觉”视为孤立的意识活动并将其神秘化。他借“转识成智”来论述如何从知识到智慧。“转识成智”由三个互相连锁的环节构成:辩证的综合、理性的直觉和德性的亲证。理性的直觉是其中心环节。李泽厚则以禅宗与庄子的相似性来讨论如何“由美启真”,认为禅宗的悟道是既超越又不脱离感性的;在任何感性世界中无所住心,即为超越,且“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瞬间即永恒;故禅宗的顿悟可以走向审美,是其区别于一般的宗教经验之所在。上述五家,可以大致分为两派。然而不管如何细加分门别派,都是在禅学和儒、道两家以及西方哲学深度交涉以后,现代中国哲学开出的新面相。

中国哲学怎样登上世界舞台——张立文先生访谈

2023年5月22日,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增光教授引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郑鹤杨来到张立文先生北京寓所,向张先生请益并做学术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如何理解以求实、批判与开新为特点的永嘉学派的哲学精神;中国哲学元理及所突显的“生生”与“和合”和中国哲学史的写法;什么是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和中国哲学怎样登上世界舞台等。

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文明视作“模范”,从“自然之光”“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和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三个方面汲取营养。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流淌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血液:空想社会主义吸取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构建的“正反合”受到《周易》和老子辩证法的影响,“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法国重农学派推崇儒家将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的仁政思想。第三,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对治西方现代文明困境的普遍性意义。从杜威到罗素,从雅思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施韦泽到哈耶克,从罗曼·罗兰到汤因比,从玻尔到汤川秀树,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一点。

“旧瓶装新酒”:论严复的科学观——兼论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方法

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发生过程中,有一种情形颇值得玩味:即使在那些看似激烈反传统、看似主要依靠移植的思想观念中——比如科学——仍然以某种方式"旧瓶装新酒",依靠中国古代传统并且保留了中国古代传统。与此相应,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科学观的某些特征或许可以启发人们反思对西方科学观的通常理解。这样的反思同时内在地要求反思中国现代思想研究的习见范式。若非如此,我们将很难看到,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意义,不在于创建了一个试图接近于西方现代又"走样"的中国现代思想,而在于:在一场规模宏大的"思想实验"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有别于西方现代的另一种可能的新世界观的"萌芽"。

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身家国天下”意象与中国政治的当代转化:一项哲学语法考察

自先秦以降,“身家国天下”乃是中国人理解世界和指导个体生命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最基本意象之一。“身家国天下”意象是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一个隐喻性概念或概念性隐喻。本文探讨“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内在结构、利弊得失及现当代转型,同时通过“身家国天下”意象体察隐喻和意象思维的一般特点和中西之异。“身家国天下”意象隐含内-外图式、本-末图式、涟漪图式。内-外结构突显了中心对于外围的结构性优势,与之相应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围对于中心的内在建构意义,忽视外围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有别于中心(家区别于身,国区别于家,天下区别于国)的独特性。本-末图式、涟漪图式分别将植物生长与活水的经验用隐喻的方式投射到由身、家、国、天下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之域,构成了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身家国天下”意象的缺陷以及由此意象所引导社会政治实践层面的缺陷不容忽视。异者别之、弱者强之(将国区别于家,改变家强国弱的状况;将天下区别于国,改变国强天下弱的状况),“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当代转化亟待实现。在方法论的层面,本文尝试在意象考察的层面进行哲学语法考察。

中国现代性意识中的社会范畴及其公理意识形态

社会观念的确立是现代性意识的重要一环 ,在现代中国 ,社会范畴是在民族国家话语之后知识界的又一个偶像寄托 ,而它的世界观依据则是现代的公理观。以公众意见的面目出现的公理是社会自身的意识形态 ,它将集体性的欲望合法化 ,并将个人的自我确证引向对社会中的他者的依赖中。由此 ,现代中国的社会范畴及其公理观念是在与个人的紧张中显示其性格的 ,因而对它的批判 。

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中的政道与治道

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来看,“政治”可以在两个维度加以理解:政与治。“政也者正也”,政治的“政”的维度归根结底意味着存在者的各正性命,它将每个个人都纳入到了政治的过程;而“治”则是“为政”所承担的事业,它意味着以各正性命为中心的治理活动或治理术。由此而形成了政权在民、治权在君,政道与治道分离的思想格局。然而,二者之间又通过“天”的观念获得了连续性,以至于民、君、天三者之间的相互通达而彼此限制本身形成了一种循环的圆圈性结构。由此而形成了对“政治”的境域性而非“空间”性的理解。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建立在责任意识而不是主权要求的基础上,它通过礼乐生活世界营建对天下这一境域总体的责任意识。

“三代王制”与中国思想的开端问题

从中国思想奠基的意义来看,孔子及其集团与六经乃是最为重要的事件。孔子及其集团通过对六经的整理,一方面总结了上古政教遗产,类型化地区分了帝、王两种政教史观,另一方面又开辟了治教出于二的新格局。三代王制对于中国思想奠基的意义必须通过孔子之道才可以理解。孔子集团从三代之法中提炼出三代之道,对西周王制的总结而建立的"家天下"的理念,实际上为自秦至清的传统中国政制奠定了理念根基。而从经史之学的视角对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加以重新诠释,上溯孔子及其集团,乃可以重释中国思想的开端。

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新之作——《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读后

(一)李承贵教授的新著《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下文简称'《生生》'),洋洋洒洒80万字,细致考察了中国学人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百年历史。鸿篇巨制,动人心魄。如下与读者分享部分感受。书名主标题'生生的传统',乃指中国思想传统在20世纪的诠解的过程中生生相续。在李承贵教授看来,百余年来,就中国学人认知、理解与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与形态而言.

中国哲学史:问题与视域

哲学按其本义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探求。在中国哲学中,智慧之思具体展开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对性与天道追问内在于中国哲学的不同学派、不同人物之中。从哲学层面看,用"以道观之"来扬弃"以技观之"、"以器观之",既在普遍维度上表现了哲学不同于对世界的知识性的理解这一特点,又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中国的现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历史的联系,现代中国哲学既从新的层面上回到了智慧,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智慧的沉思。

《庄子》哲学中的自我转化与个体人格——以列子形象的建构为中心

《庄子·应帝王》中壶子对季咸的四次示相深深震撼了列子,使得他从得道之文而未尽道之实因而以道与世相亢,走向了个体人格的饱满状态。这一个体人格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消解个我知解,以浑沌与秩序、文与实的平衡统一,超越世间性意识在人、事、物之间造成的分别,在超越凡俗的同时又融入凡俗的日常生活世界,真正克服了“与世相亢”,这是其人格的“外化”,即在世间彻底融化了与世俗相对待的自我;另一方面,回归性命之本真,尽管外在世界纷繁复杂,但始终保持天真不散,雕琢的工夫是保持其天真的质朴,这是其人格的“内不化”。“外化而内不化”的个体人格能够“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当然,列子的人格与壶子的人格具有显著的不同,后者象征了政治性的明王,它关联着天下人的各得其得,而列子则是个体人格的自得与饱满的象征。

儒家伦理经典的当代重光

真正的经典是一切时代的同行者。当代儒家经典诠释应该既不限于注疏训诂,也不陷于依附格义,而是富有个性的再创作与“接着讲”。重建经典意义世界与现代生活世界的关联,既需要同情的了解、理性的批判,又需要在创造性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性重建。经典的时代价值与不朽生命力,正在于以一种文化生命体的姿态汇入了人类思想的长河。阐旧邦以辅新命,正是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参与孕育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让经典活在当下,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不断推陈出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从经典与时代的互动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以儒道禅三学的汇通为视角

“直觉”是现代中国哲学家普遍关注的课题,20世纪出现过各种直觉论,乃至有西方汉学家认为,是否肯认直觉成为中西“思想规矩”的分野之一。如墨子刻曾经如此划分:中国哲学家认为“具有形上智慧者会以默然的直觉超过名言之域。这个看法与西方形上学的主流迥然不同。除了像Plotinus(205-270)或者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较例外的思想家以外,西方形上学很强调在名言之域中以‘理性’与‘观念的分析’去建立一些能经过批判而不受反驳的预设,而以为在超名言之域中以直觉或情感来追寻智慧是不可能的”。

陈旭麓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传统(笔谈)

陈旭麓以"新陈代谢"为核心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将对历史大势的整体观照与对史实细节的爬梳分析完美结合;他提出的诸如海派文化与上海史研究、中等社会研究、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等领域,至今在中国史学界有重大影响。陈旭麓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身,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一个标尺与典范。与可以化为方法的理论相互对待的,还有"无法之法"的理论思维能力。要开拓当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境界,需要对陈先生的史学遗产做出再整理和再考察。

文明新曙光下的科技人文与大学之道--钱旭红院士访谈

面对新的世界文明变局,我们迫切需要改变思维。改变思维既要回归本源,又要更现代。量子思维既是最前沿的,又与老子的学说相通。如此中西之和、古今之和、科技人文之和,正昭示着人类文明新的曙光。科技与人文在现代社会的"纠缠"表现为科技重塑人文、人文引导科技。现代科技可以为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工具、研究材料和技术手段;应该发挥伦理学对于科技创新、人类生活的引领作用,建构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新时代的大学肩负着"育人""文明""发展"三大使命。立德树人,需要三种精神要素的统一,即以质疑为第一要素的科学精神、以关爱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以使命为第一要素的信仰精神。

从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到文明论的历史哲学

"历史"一词具有历史存在与历史认识双重内涵。一般而言,思辨的历史哲学着眼于历史存在,而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则探究历史认识。但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可爱而不可信,它的贡献在于将历史作为整体来探寻其意义、模式与目的,然而它无法经受实证的经验主义拷问;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放弃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宏大高远的目标,而在有限的可操作的目标下转向历史认识,探究历史认识如何可能以及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的客观性等,以便为历史认识与历史书写提供指南,然而却使历史实践关怀与历史意义成为问题;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分析历史哲学的后续形态,将历史经验局限在历史文本中,但仍然发生了历史被窄化、历史存在从历史叙述中逃逸的问题。由此,需要整合历史的双重内涵,构建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历史哲学,这就是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它通过对文明体的承担而承担世界历史。

儒家秩序观念的现代重勘:以梁漱溟为中心的讨论

从社会哲学的视角考察19世纪末以来错综复杂的中国观念史,可以发现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演变的总体脉络:从觉悟到必须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精神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表现为对社会发展之“动力”的强烈追求。它的基本缘起是“救亡—富强”成为时人的共同目标。随之而起的问题是:第一,如何到达富强?第二,中国需要何等样的富强?由此转到社会哲学的向度,第一个是社会动力学问题,追问如何获得社会发展的“动力”;第二个是社会静力学问题,“探讨一个完善的社会的平衡状态”,即关系到理想社会之“秩序”原理。择其大端而言,在19世纪后期士大夫的基本共识“中体西用”论失败以后,最初是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盟主导社会思潮,表现为“动力”以广泛而强势的追求,遮蔽了“秩序的焦虑”;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激进主义的消退和对“动力性”的批评,保守主义占据王座,“秩序”一词在短时间内俨然成为当代中国思潮的关键词之一。

革命世纪与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

在经历了激进主义反思的二十年以后,需要对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有更为正面的讨论。作为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构成三角关系,被用为分析现代社会公共思想史工具的"激进主义"概念,不仅包含某种"态度"或"倾向",而且包括实质性的理论内涵即"主义",而它的出现及其社会植根性之证成,根本上需要从"革命世纪"的社会史来获得解答。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但是政治的、文化的,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性变迁。从1895年到1995年,可以描述出激进主义在"革命世纪"兴衰的图景。它包含政治、文化、哲学多个向度。哲学激进主义是政治激进主义或文化激进主义的哲学辩护,也是政治—文化激进主义的精神内核。它大致包括进步主义、社会革命论、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四项,它们如何共同构成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则需要做更为深入的谱系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