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与社会科学的逻辑——重思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之争

哈贝马斯将诠释学引入社会科学,特别吸收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成果以矫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主义,但他不满于哲学诠释学的保守倾向、方法维度欠缺和语言本体论,提出深层诠释学取而代之,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实现社会科学的解放旨趣。针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伽达默尔亦给出了有力的辩护和反批评,以实践哲学为归宿,重申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地位和普遍性要求。二者的论辩各有千秋,须深入剖析论争的学理及其来龙去脉,才能从总体上给出恰当的研判。这场争论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能够为我们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逻辑定位、诠释学的合理走向以及如何处理技术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提供新的思想生长点。

诠释学的现代源起:在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之间

诠释学史上的流行看法认为,施莱尔马赫是现代诠释学之父、浪漫主义诠释学的“代言人”,施莱格尔则长期处于边缘位置。但相关文献的面世和研究逐渐表明,施莱格尔先于施莱尔马赫提出了现代诠释学的核心理念,开启了诠释学的浪漫主义转向。施莱尔马赫受到施莱格尔影响,突破语文学和圣经注释学的框架,建立了更加系统化的关于理解与解释的技艺学。两人的诠释学思想既呈现出连续性,也有内容细节和思想特色上的差异性,它们共同构成现代诠释学源起不可或缺的环节。

理解、诠释与翻译——基于施莱尔马赫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翻译理论

翻译与理解、诠释密切相关,不仅是翻译学、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也是诠释学的重要论域,特别是浪漫派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的思辨对象。翻译是最为基础的诠释学现象,正是对翻译的不同理解与界定,催生了不同风貌的诠释学流派;反之,一切理解和诠释本质上都可视为“翻译”,是不同语境中的意义转换。施莱尔马赫最早开拓了翻译的诠释学研究路径,伽达默尔对翻译问题的诠释学反思则从方法论提升到存在论的高度。诠释学的翻译理论抑或一种“翻译”的诠释学,突破了纯粹语言技能技巧层面的探讨,深入到人文、历史的广袤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对何谓翻译、翻译何为进行了透辟的哲学辨证。本文聚焦于翻译问题的诠释学考察,兼顾当代翻译理论与诠释学的涵容互摄,揭示不同翻译范式的理论义旨,探究翻译与理解、诠释的本质关系,并从中引申出翻译的文化使命和伦理诉求。

当代方法论诠释学对“Auslegung”概念的廓清与重塑——兼论贝蒂、赫施与伽达默尔之争

“Auslegung”属于诠释学的核心概念,汉语学界有“解释”和“阐释”不同译名。从现代诠释学创立及至当代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演变,形成“客观义”和“延伸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旨趣。当代方法论诠释学的集大成者贝蒂,致力于廓清“Auslegung”概念的复杂性,重塑其内涵和外延,捍卫解释的客观性要求,使之区别于“思辨的赋义”(spekulative Deutung)。深入考察这一概念的演历、当代方法论诠释学的重塑,及其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之争,对于处理诠释学发展中的种种分歧、汉语学界的不同理解以及译名争议,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诠释学与社会科学的逻辑

自觉把诠释学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并致力于建构更加合理的社会科学的“逻辑”,当归功于哈贝马斯。1961年,哈贝马斯在伽达默尔的帮助下获得海德堡大学的教职,在此期间钻研了刚问世不久的哲学诠释学莫基之作《真理与方法》,将诠释学理论引入社会科学的思考之中,并作为其“实证主义论战”中的重要资源,借此矫正社会科学的“实证逻辑”(证实/证伪)和客观主义偏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