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生态建设是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代主持人按语

＂话语生态＂是我们提出的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也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原创性学术命题,但它所指向的却是所有人都熟悉的现实问题。例如：——在＂郭美美炫富＂事件中,红十字会的失语何以重创中国慈善事业？——在政府信息发布中,铁道部发言人的＂反正我信了＂何以成为＂雷人雷语＂？——在国与国之间的突发安全危机中,如何有效运用语言加以管理？

“民主国家峰会”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基于布鲁金斯政策报告话语的框架分析

拜登政府的"民主国家峰会"构想,既是美国民主党基于"价值观外交"的重要政治设计,也是"西方阵营"概念失灵后新的话语策略。这一构想以"捍卫民主价值观"为核心,意图重塑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国家身份。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和中国问题的顶级智库之一,积极参与了这一构想的谋划。基于框架理论对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报告开展话语分析,逐层考察其框架背后的目标设定、议程设置、组织机制、成员资格、标准制定、时机选择、预期成果等,从中可以探知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动向。所谓"民主国家峰会"的构想不但牵涉中美关系,更可能对全球的中国形象建构产生重大影响。为应对可能的严峻挑战,需要未雨绸缪,多渠道、多路径地以"民主形式的多样性""民主实践的发展性"的话语,构建"民主国家"议题上的反向认知,有效实现"民主"概念的再框架化,维护中国全球形象,推进中国形象的国际理解。

概念、目标、问题、方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重新思考

在国外“关键语言”概念的启发和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热潮的推动下,“国家语言能力”已然成为近年国内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于究竟何为国家语言能力、为何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何为……一系列基本问题,依然需要重新思考。语言能力是“人类主体为沟通和认知需要而创造和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现代语言能力的“主体”至少有三种存在方式:个体、种群、机构,国家的本质就是“依据某种原则人为建立”的“机构”。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借助语言保障自身发展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对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和“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目标设定决定问题发现,问题选择决定方法设计。“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以语言和语言学研究助力国家的内部治理,助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缺乏自觉的“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目标意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就很可能走上歧途。由此需要发现:在国家的语言语种动员能力上、语言制度治理能力上、语言行为使用能力上、语言知识生产能力上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进而需要认识:当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第一要务就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学习型国家。

话语生态在社会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话语生态"概念与"生态语言学"并不一致。按照"话语生态"的概念,一个国家中,社会用语的种类并非越多越好。如果一个国家使用着一百种官方语言,那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肯定非常之低下,因为全体国民之间沟通成本太高,而难以沟通肯定有碍社会发展。良好的话语生态一定是建立在一个能容纳社会各阶层声音的体系中,这是一种社会共识。"话语生态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促进不同社群之间的和谐对话。在当前的话语生态中,任何人都不能演自娱自乐的独角戏,更不能唱一脸我行我素的霸王腔,这两者都有违倡导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从情感投射到数码情感:数字景观中人机交往的情感嬗变

伴随数字交往的革命浪潮,人机间的生存联结正在逐渐趋向日常化。其中,情感作为重要的黏合剂,在推动人机交往,构建紧密交织的社会形态过程中扮演必要角色。通过对人机交往中情感生成模式及其历史演变的深入考察,在传统的情感投射之上,我们提出建立在复杂技术系统基础上与多元数字交往者间的数码情感机制。后者标志着人机情感交往在元宇宙背景下的深化与演进,亦揭示了对数字时代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思考的未来朝向。当前,数字社会的各类符号在相互关联指涉与重复循环中进一步演化迭奏,激发情感的内爆。这一内爆加剧了数字社会情感的复杂性,模糊了情感的人类本源,使情感经验的生成与接受更为异化但也更加多元丰富。

药品标签信息无障碍化的分析框架与问题发现

202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标志着中国的“无障碍改造”由面向残疾人和老年人向全人群“需要者”延伸,其中药品标签无障碍改造的规定即关涉全人群的用药安全。随机抽样选取100种日常家用药品,从药品标签的信息结构、语篇形式、符号模态3个角度考察、分析,发现在国家有关法规的不断推动下,中国药品标签的信息无障碍已普遍达到一定的水准,不过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待改进:在信息结构上,需进一步突显“警示语”;在语篇结构上,应贯彻“消费者视角”的“重要性领先”原则,将适应症/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最终消费者认为的最重要信息置于显著位置;在符号模态上,应进一步强化盲文意识和英文意识,更需要改善涉时间信息的无色钢印形式,以免给多数消费者造成识别障碍。由此,本文为语言学介入社会语言生活探索出一个基于言语行为的分析框架,即“信息结构的要素分布+语篇结构的排列方式+符号模态的形貌修辞”。

数字景观美化了我们的生活吗(学术对谈)

“数字景观”是伴随数字技术的出现而诞生的一种新的形象性形态,是人类通过数字技术发展出的一个数字化社会的总体图景,是人类对于数字化生活的空间认知。它不但包括了地图景观、短视频景观、游戏景观、增强现实景观乃至数字“世界模拟器”,更包括了数字的观看者、数字化的观看过程、数字技术支持的观看语境。由此造就“数字化奇观”“数字化重组”“数字化控制”的不同景观,也带来了“数字景观契约”“数字景观的共情”“数字景观的主体性”等一系列问题。数字景观的探讨不仅引领着生活的未来可能性,同时也暗示着数字化可能使我们失去自己的本质,进而引发一种人类的异化。

从社会景观考察语言 从语言考察社会景观——“第六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高峰论坛”述评

2022年12月18日,中国修辞学会、上海市语文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教育部“语言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重大攻关项目课题组等多家单位,以“从社会景观考察语言,从语言考察社会景观”为主题,联合召开了“第六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高峰论坛”。

“数字孤独”:数字景观中空间认同的断裂及主体的异化

孤独通常被认为是缺乏满意的人际关系的结果,其实,孤独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主体的空间认同与被认同的断裂。空间不仅是人类存在的基础,还是主体认知与认同持续发展的条件,涵盖了自然、社会和观念三个层面。在这个过程中,主体需要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观念空间建立认同,并感知到被认同,以构建生态、情感和价值共同体。一旦主体的认同与其感知到的被认同发生断裂,便产生了孤独感。随着数字化生存的不断演进,数字景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数字亲密”缓解了传统的孤独感,但同时也导致了主体从“数字观众”到“数字演员”再到“数字工具”的异化过程,由此造成了新的孤独--“数字孤独”。

概念、关系及视角:人工智能需要灵魂吗?——传播学五人谈

ChatGPT、Sora等生成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激起了人们对新技术与未来人机协同社会的多重想象和忧虑,由此生发的关于人工智能会否拥有灵魂、是否需要有灵魂等问题也引发了激烈论辩。通过与四位传播学领域的人工智能研究学者进行对谈,在重回人工智能与灵魂的概念丛后,针对人工智能能否被视为一种智能形式、其是否可能拥有灵魂或其要件、没有肉身的智能体灵魂以何为锚点、如何构建未来社会中的人机关系等问题,逐层展开对话,寻找“人工智能需要灵魂吗”这一问题的答案。

汉语教科书话语实践的功能维度与中国形象的传播

作为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载体,汉语教科书是构建和实现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场域,也是实现中外社会良性互动的场域.若从话语实践角度对汉语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传播进行再思考,可对汉语教科书的话语实践进行三个维度的划分,在不同维度中探究汉语教科书中“中国”自我身份确立的话语模式、“中国”社会关系定位的话语路径、“中国”在全球语境中再现自我价值观念的话语结构以及对“自我”与“他者”价值体系关系进行重构的话语方式,进而探讨在形塑语境、构筑新的地缘文化过程中构建“‘世界中的中国’形象”的可能性路径.如此,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研究便有了在研究视角、方法与路径上突破的可能.

教科书叙事:自我认知、世界图景与国家形象传播

从社会功能视角出发,将教科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再生产的"场域",发现教科书不但记录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自我认知"与"世界图景描摹"的过程,而且是这一过程举足轻重的参与者和构建者。"国家形象"是教科书"自我认知"与"世界图景描摹"过程的核心产物。由于弱化实施者与动机的类科学叙事模式及缺乏作为互动成员的直接合叙者的特点,教科书中的"国家形象"在极大程度上被客观化和权威化,从而对学习者有直接、显性和强制性的影响,为青少年解读一个国家提供最为权威的参考。教科书与国家形象的交叉研究不但拓展了教科书的功能研究范畴,也为"国家形象传播"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从狂欢到共情: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国家形象修辞——一种体育景观观念史的视角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2020东京奥运会成为现代奥运会120年历史上首届因非人类威胁原因而未能如期举行,最后又终于成功举办的体育盛会。在全球“悲情”语境和日本“以悲为美”文化的双重影响下,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放弃以往“酒神狂欢模式”,转而采用了“物哀共情模式”。从“共情”出发,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立意高远,坚守人类共同价值理念,通过节目设置、音乐舞蹈、人员选择和装置象征等手段,深度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展示了日本的创新精神,塑造了一个关注弱者、包容多元、和谐共存、情同与共的现代文明国家形象。由此,这也成为奥运会景观塑造观念史上的一个新起点:从“张扬人类意志”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敬畏自然与生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想象到知识:公共空间话语进路与知识图谱中的“中国”

作为"想象—知识"连续统中最重要的凸显,文学公共空间、传媒公共空间和教育公共空间构成的宏大话语网络结构共同形塑着国外公众对于中国的认知。通过对各公共空间的发展进行批判性省察发现:作为想象符号的"中国",随着文学公共空间由公共领域向文化消费空间的转向,对国外公众认知的影响力呈现出分散、多元化的状态;教育公共空间的"中国",以知识化的符号通过权威话语体系强力塑造了国外公众对于中国的认知;在传媒公共空间中,由于政治权威和大众意愿之间传统关系的颠覆,受操控的大众传媒公共话语被国外公众之间新的话语关系网络与知识体系所消解。教育公共空间的发展与科技革新从根本上影响着其他两个公共空间中的"中国"。公众的教育水平、知识的反思能力与新时代传媒公共空间的话语表达关系,以及其对另外两个公共空间中的"中国"认知的影响则是未来学术公共空间中国形象研究的新方向。

众声喧哗中全球智库的疫情话语——基于布鲁金斯报告的框架分析

西方舆论场是各种意见纷争的场域,既有某些政客制造出的种种极端性话语,但也不乏比较理性的声音。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被视为全球“卓越智库”,其研究报告追求独立分析,不仅深刻影响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的中国形象知识生产。以2019年12月以来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发布的一千多篇新冠议题报告为语料,借助话语的“框架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布鲁金斯专家群主流看来:“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固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但“信息流行病”对于全球发展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美国的疫情失控在于美国政府自身的应对,不应推诿他人;“对抗”不符合中美的利益,更不符合全球的利益。对于西方这些较为理性的声音,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以全面把握全球思想市场的走向。

目标、问题、方法: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述评

胡范铸的《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是中国修辞学界第一部"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的专著。这部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言语行为分析"的模型,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的命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实验修辞学""案例库修辞学"等方法,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可以说在研究的目标设定、问题发现、方法设计上,全面标志着中国百年修辞学研究的重大转向,更标志着中国修辞学人社会责任意识的重新觉醒。

以景观为方法

当代社会已经进入景观社会。何为景观,景观何为,为何景观?景观是一个典型范畴,是主体在表演性的游戏活动中生产出并被询唤出生命积极性情感和情动意义的、由特征与框架构成的形象性形态。在这里,“景观”不仅仅意味着“图景”,而是由“图景”、“观看者”、“观看”过程和观看“语境”等彼此作用成就的整体性效应。以“景观”为理论方法,考察眼前、社会、历史、全球治理乃至我们自身,不但可以认识到建筑可阅读的街区景观、观看即创作的影视景观、符号即社会的语言景观、运动即叙事的体育景观,更可认识到这是一个“全媒介”的时代、一个“全景观”的世界,由此需要构建一个“脚下”与“远方”、“当下”与“未来”、“场景—风景—愿景”统一的分析模型。进而方之,可居宜居的“场景”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核心,普遍认同的“风景”是国家治理的关键,诗意栖居的“愿景”则是全球治理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性目标。

概念、目标、问题、方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重新思考

传统的语言能力研究基本上基于个体语言能力而展开,近年来,则兴起了“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不过,也产生了以下一系列问题:其一,何为“国家语言能力”?其二,“国家语言能力”如何研究和测量?其三,“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与测量何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国家语言能力”这一表达式。这一趋向显示了中国学者不断做出自己思考的努力,不过也难免产生一系列理论上的困惑。我们的思考从对“语言学”的重新认识开始。

语言推进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第三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高峰论坛述评

由教育部“语言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重大攻关项目课题组、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上海市语文学会、中国修辞学会和《社会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和《当代修辞学》共同举办的“语言与国家认同:第三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高峰论坛”于2019年11月17日在上海举行。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新时代的语言学回应——“第一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高峰论坛”述评

科学发展最深刻的推动力源于对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当今社会发展对语言学提出了什么要求，语言学又该如何回应？2017年10月，上海举办“第一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高峰论坛”，对此展开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