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的“困惑”与剑桥学派的“语境”——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二

在剑桥学派那里，任何思想文本（text）的“合法的”意义，必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意义，而要获得思想文本的“历史性的”意义，就必须复原该思想“文本”所由以产生的特定“语境（context）”。这一点在剑桥学派对洛克的《政府论》所做的修正性诠释中凸显无遗。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论》，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迥然不同的解读模式：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光荣革命的辩护书，其目的是驳斥霍布斯的绝对君主理论（absolutism theory），并进而重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这种方法仅关注《政府论》的下卷）；

“隆中对”与剑桥学派方法论的精义——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一

一、从“隆中对”说起 正如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所揭示的，任何“言说”都是一种有意图的行为，都是对言说者心目中特定问题的回答。因此，要理解某一言说的真正“意涵”，人们必须要首先“复原”该言说者心中的问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剑桥学派的方法论研究，也就是说，我们要想真正洞悉剑桥学派方法论的精义之所在，就必须返回到剑桥学派所面对的困惑及其所意欲回答的问题。

从魔女诱僧的佛教故事说起——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三

引子在“我说故我在（as we speak，so we are）”的口号下，20世纪的主流西方哲学采取了一种“语言转向”。在其影响下，近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都对“语言”问题呈现出一种戏剧性的、重生的兴趣。人们开始意识到，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也是世界的构成性要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金纳等人吮吸着由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等人所遗留下来的丰富思想乳汁，开始在人类最古老、最保守的文化事业——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中奏响“语言转向”的号角，并在对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极负盛名的《关键词》的批评中成功地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在斯金纳看来，威廉斯的分析不够精细，也欠深入，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固守着传统的representation--reality之间的范式性关系，把由语言所承载的“意义”看成是副像性的（epiphenomenal），是由语言外的现实所决定的，而没能意识到语言在意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构成性作用，从而忽略了语言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塑造的复杂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