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入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

19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分歧加深,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中苏边界斗争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调和转变为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变化,公开提出了中苏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1964年中苏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使中国摆出了进攻姿态。谈判最终破裂后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冲突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此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反复较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毛泽东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在此背景下,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至1978年6月止,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余年,随着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逐步解密,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充分使用中方及美方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利用俄国解密档案,朝鲜战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再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苏联解体之后,学界围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功过的争论一直存在。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公开性、民主化、构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理论观点的提出,扰乱了苏联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瓦解了共产党队伍,在此理论指导下提出的急于求成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的最终解体。但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肥沃的生长土壤。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来诠释这一现象,揭示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本文主要评论2005—2007年期间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的进展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作者认为,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取得的相当可喜的成就,正在逐渐缩小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现实政治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的统一问题、一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课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没有能够在多边关系框架中探索东西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课题。伴随着有关国家历史档案解密范围的扩大,国际冷战史研究的重心将转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各类课题研究。后冷战时期亚洲地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亦将推动中国学者更加关注亚洲区域冷战史的研究。

解密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情报档案

2004年10月，我们和我们所在的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北京大学教授牛军到美国华盛顿“水门”饭店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m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持召开，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下)

中共全面接收朝鲜人入党 共产国际1928年12月的决议是如何及何时传达给中共中央的．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据曾任满洲省委临时书记李实的回忆，1929年6月刘少奇受命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中共中央交代给他的两项任务。第一是“解决朝鲜党的派别问题”，第二是帮助朝鲜“在满洲重新建党”。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上)

不同于后人熟知的互帮互助、相互扶持,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但共同的命运还是让二者连结在了一起。在朝鲜境内建党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不得不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念念不忘独立建党,并把在中国的活动视为朝鲜革命之延长的朝鲜共产党人为何最终转变看法,融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且看著名中朝关系史专家沈志华先生的讲述。

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

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实现新的团结的前提,都是要求对方向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靠拢。毛泽东更表明中共要影响苏共、帮助赫鲁晓夫。由此两党开始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通过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中国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赫鲁晓夫进行报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并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中国国内经济衰退,毛泽东与中共在顶住苏联压力的同时,不得不对苏采取让步政策。双方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其间,中苏两党的对外方针在表象上呈现出相互趋同转化的情况。

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曾对美表示好感,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走向民主和繁荣。美国政府最后确定的"扶蒋反共"方针迫使中共不得不转向寻求苏联的帮助。1947年底国共内战已经胜负分明,斯大林开始考虑转变对华政策,支持和帮助中共。但在冷战格局下又顾虑重重,担心引起美国的干预,所以一再推迟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间。1949年初毛泽东坚决拒绝国共和谈,也反对苏联出面调停。斯大林决定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中国,详细了解中共的立场和各项方针,以便最终确定苏联的对华政策。

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

中共关于解放台湾战役的最初想法比较简单,1949年夏天的计划是一年后攻占台湾,毛泽东甚至一度考虑在1949年冬季占领台湾;金门、登步岛作战失利后决定分两步走,先解决沿海诸岛问题,同时为攻台做准备,进攻时间推迟到1950年9-10月;1950年3-4月确定的计划是,金门战役推迟到8月开始,而攻打台湾则延至1951年夏。影响和改变中共决策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苏联对中共进攻台湾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国对援助蒋介石防守台湾的政策取向。其中的基本条件是国共军力对比,而核心问题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中共欲巩固政权,统一全国,只能与苏联结盟。中苏同盟建立后,苏联减缓了对中共军事援助的力度,而美国则逐步改变了对台政策,准备大力援蒋。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为白宫宣布其新政策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占台湾是一个中共无法解开的死结。

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

在朝鲜停战谈判前和谈判进行中,杜鲁门政府均未考虑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正是由于朝鲜的热战持续下去,美国国会才批准了来自行政部门的巨额军事预算。在雄厚的财力基础上,杜鲁门政府欲使美国对外政策军事化,从而实现夺取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此外,为避免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华盛顿决策者使用各种手段掩盖其战略企图,寻找能引起国内外舆论认可其拖延谈判的理由,为其僵化的谈判政策作辩护。特别是,美国利用战俘遣返问题故意拖延停战谈判,成为该谈判久拖不决的真正缘由。

“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本文依据美国尼克松总统档案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考察尼克松主义的历史渊源、形成、演变及实施情况,分析尼克松主义与尼克松政府总体外交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是,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有一系列关于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和措施,最主要是减少美国在亚洲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主义以及美国对共产党大国苏联和中国关系的缓和构成尼克松和基辛格外交的两个最主要组成部分。

美国亚太战略中的经济因素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奉行的内外政策,既要利用和拓展新兴市场以重振本国经济,又要使新兴市场的发展不至于挑战美国的战略地位。在亚太战略中,尤以如何应对经济崛起的中国以利于美国的经济振兴,成为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考量。本文着重探究美国对亚洲的经济政策考虑和战略意图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战后苏联西西伯利亚的油气开发与劳动力迁移

西西伯利亚油气综合体的发展以二战后苏联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大开发为背景。通过油气开发,西西伯利亚不仅在苏联油气工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且极大地推动了苏联东部地区的社会发展。西西伯利亚北部地区的劳动力迁移受惠于油气开发。西西伯利亚油气开发是为了满足苏联冷战的需要,军事、民用部门的发展存在着"反差",劳动力迁移受到生活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因素的制约。

美国对韩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与韩国的反美主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将韩国作为在亚洲的“反共堡垒”，竭力控制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政治上，极力促使“反共主义”成为韩国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扶植右翼势力，打击左翼和民族主义力量，并向当地民众灌输西方民主思想；经济上，尽可能地通过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韩国实现自立并走向“起飞”。渐渐地，这一切与韩国人的反美情绪联系在一起。

变相的雇佣军——韩国参与越战问题探析

韩国参与越战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64年以后,应美国的要求,韩国5次向越南派兵。1966年至1973年间,在越南的韩军一直维持在近五万人的水平上。为此,美国以工资、津贴以及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形式向韩国支付了大笔"佣金"。这些额外的外汇收入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之一,而赴越韩军也因此成为美国变相的雇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