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东滩沉积物再悬浮对沉积物-水界面氮、磷交换行为的影响

20 0 2年 7月采集崇明东滩低潮滩沉积物样和水样 ,运用模拟实验研究沉积物再悬浮作用对沉积物 水界面三态氮和可溶磷交换行为的影响 .实验发现 ,在沉积物不断发生再悬浮的过程中 ,水体中三态氮的含量明显增加 ,其中NO- 3 N变化最为显著 ,升高浓度值达 1 1 86 9μmol·L- 1,NH+4 N增长 2 1 71 3μmol·L- 1,NO- 2 N的释放约为0 2 μmol·L- 1,可溶磷的含量也有少量的增加 .同时 ,再悬浮作用对沉积物 水界面三态氮和可溶磷的环境地球化学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 ,与静置状态相比 ,NH+4 N和NO- 3 N表现出与静置状态截然相反的变化规律 ,NO- 2 N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变化比较复杂 ,初期与静置状态相反而后表现一致 .再悬浮颗粒物浓度也是制约沉积物 水界面三态氮和可溶磷变化的主要因子之一 .实验结果显示 ,NH+4 N在前 7h以内的变化和悬浮颗粒物浓度表现出较好的相关关系 ,后 5h呈负相关关系 ;NO- 2 N和可溶磷在整个过程中与悬浮颗粒物浓度的变化都有着很好的相关性 ,只有NO- 3 N的变化与其关系比较薄弱 .

CO_2排放控制的动态宏观经济模拟分析

以 Nordhaus- Pizer模型和 L eimbach模型为基础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 ,发展了一个气候保护分析的宏观经济动态模型 ,模拟分析了不同削减水平下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对我国 GDP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数值模拟发现 :如果不推动减排 ,我国经济增长到 2 0 2 5年左右将失去优势。如果中国适当参加减排 ,采用每年控制少排放 0 .2 %的水平 ,到 2 0 5 0年相对不控制将少排放 1 0 % ,对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有利 。

中国SARS流行的季节性风险探讨

本文对我国SARS (非典型肺炎 )疫区流行期的气候特征作了统计分析。根据这种特征 ,提出了SARS流行的气候风险作为认识SARS流行的季节性风险的基础 ,最后估计了全国流行SARS的季节性风险。其结论是并非所有区域在冬季都会出现最大风险 。

技术进步作用下中国CO_2减排的可能性

建立了包含技术进步作用的CO2减排经济影响的宏观经济模型,基于这个模型,开展了中国减排CO2经济影响的政策模拟,研究发现,中国每年降低排放0.2%的排放量(少增0.2%),到2050年GDP会比不控制下降5.12%,但是最高还能保持GDP年增长率为7.2%左右,如果中国承担年少排0.5%的减排任务,从2000年到2050年相当于50a少排放12.4%,GDP的年增长率的平均值为6%左右。如果中国加大教育科研投资0.5%GDP,则不仅减排的影响可以克服,而且到2050年GDP提高25%左右。

SARS流行期的天气学尺度分析

本文以香港和北京为例 ,对SARS流行期的天气特征做了事件相关分析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 ,在SARS流行期 ,SARS疫情高发可能与大约 8日前的气温日较差阶段性降低有关系。但是当气温日较差过程发生趋势性变化时 ,疫情过程的响应时间为 5～ 1 0天。SARS疫情高发还可能与 8日前空气相对湿度偏低有关系 ,同时也与 1 1～ 1 2日前的相对湿度峰值有关。前者较多的表现在香港 ,后者较多表现在北京。初步认为 ,略低于相对湿度 75 %的某个值附近 ,相对湿度对于疫情发展有促进作用 ;相对湿度具有二重性。空气污染有助于SARS病毒的扩散传染 ,它的影响滞后期在 8～ 1 0天。

长江口沉积物-水界面无机氮交换通量的模拟测定

通过对长江口水下沉积物-水界面可溶态无机氮(DIN=NO3-+NO2-+NH4+)的交换行为研究发现,低潮时近口点(A)沉积物是水体DIN的汇(-2006.99μmol/(m2·h)),而靠近口外点(B)沉积物是水体DIN的源(1848.27μmol/(m2·h))。但高潮时,A点沉积物转变为水体DIN的源(1880.97μmol/(m2·h)),而B点的沉积物转变成为DIN的汇(-956.64μmol/(m2·h))。在距河口较远高低潮盐度变化微弱的地点(P),沉积物始终是水体DIN的源(1872.41μmol/(m2·h))。高低潮海水盐度的变化对沉积物中微生物活动的影响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三大区域增长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

技术进步推动了空间分工聚集和区域专业化。本文通过建立专业化指数,聚集指数结合Lyons,Matra-ves,Moffatt模型,计算分析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专业化水平及其技术进步意义,以此作为认识我国各区域为了发展经济需要选择的技术进步方向。

不同气候保护政策的模拟对比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如何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实行有效的气候保护政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以State-Contingent模型和Demeter模型为基础建立一个宏观动态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三个模块:宏观经济模块,气候变化模块,人地关系协调的决策选择模块,以此分析不同气候保护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模型在考虑了增汇、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基础上,针对生产型、增汇型、能源替代型三种气候保护政策作了模拟情景分析。通过模拟计算得到在不实施任何气候保护政策下中国历年的CO2排放和GDP、效用等结果,然后与实施不同气候保护政策所得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实行单一气候保护政策时,增汇型政策和能源替代型政策远优于生产型替代政策;而混合型政策要优于任何单一政策。

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均衡、极化及演化研究

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是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结果发现全国尺度上地市间的差距在拉大，经济极化程度加剧；其次利用Gini系数来计算1994-2004年我国的不均衡程度，用核密度参数法、Wolfson指数来计算极化情况，分析了各省的经济不均衡和极化程度，发现西部省份的经济不均衡程度与极化程度并存，中部省份的不均衡和极化程度相对较弱。东部发达地区存在了两个极端；再次分析了Gini系数和Wolfson指数随时间变化趋势：最后在截面数据上研究了Gini系数和Wolfson指数同人均GDP的关系．发现各省Gini系数同人均GDP呈现近似三次多项式的分布，Wokfson指数同人均GDP无显著关系。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拟分析

文章从数值模拟分析的角度出发 ,建立了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 ,并就经济政策如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关税、生产补贴、化肥价格、化肥关税和非农工资等的变动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 。

中美两国选择不同时间开始减排二氧化碳的模拟研究

气候保护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气候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两个碳排放大国,对世界气候保护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多国气候保护宏观动态经济模拟系统,模拟中美两国在不同时期开始减排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模拟发现,在研究中国减排进入时间的问题时,相对不减排情况,中国在讨论的五个情景里参与减排都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损失,而且越早参与减排,GDP损失的越多。世界其他国家都从中国的减排方案中获得了利益。和讨论的中国进入方案相似,美国实施减排政策与不实施减排政策相比,本国的累积GDP会损失,而世界其他国家累积GDP会增加。从对世界温度的影响来看,两国实施减排与不实施减排的影响程度较为接近。从对全球累积GDP的影响来看,美国的减排政策对全球GDP的影响要大于中国的减排政策对全球GDP的影响。

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减排

工业化以后,随着人类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活动对能源使用的日益增加,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迅速上升.自1750年以来,大气中的CO2浓度增加了31%,过去20年的CO2浓度的增加率保持在每年1.5ppm(0.4%),到了90年代,年增加率在0.9ppm在2.8ppm之间(IPCC,2001).

政府支持企业R&D的政策模拟研究:基于改进的Nelson—Winter模型

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在推动企业R&D中采取何种有效政策值得深入研究。在改进Nelson—Winter经典演化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引进政府税收因素,研究了政府鼓励创新性R&D政策和鼓励模仿性R&D政策在不同行业的效果。模拟结果发现,对于垄断性行业,政府鼓励创新性R&D要优于鼓励模仿性R&D;而对于竞争性行业,政府鼓励模仿性R&D要优于鼓励创新性R&D。

多源遥感影像融合及其关键技术探讨

简述了多源遥感影像融合过程、三种融合层次及其优缺点 ;具体描述了常用的八种融合方法 ;根据近来多源遥感影像融合研究状况 ,提出了融合中需进一步研究的关键技术。

气候保护与政策模拟

引言 2002年9月2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朱镕基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宣布,我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了执行气候保护的<京都议定书>,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将逐步承担减排CO2的国际义务,这种义务的承担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何种影响,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回答需要科学研究.

基于威尔逊模型的中国县级尺度区位条件研究

城市的布局及经济规模的大小对区位条件具有重大影响。本文以威尔逊模型为基础,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作为吸引因子,对全国县级尺度的区位条件进行计算。发现在没有其他自然因素和交通条件的影响下,城市空间布局本身就会对中国的区位形成东部强、西部弱的态势,特别是考虑到城市规模的吸引程度,更造成区位优势明显偏向沿海,造成沿海发达地区区位条件远超西部地区的态势。为了达到全国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如何提高中西部地区重要城市的竞争力以及如何在西部地区增加重点城市的布局比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三次地理要素

关于地理要素对经济差异的影响,国际上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为了探讨地理要素对中国经济差异的影响程度,在Krugman的关于城市聚集的两大自然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影响经济差异的三大地理要素,分别为自然地理环境要素、交通和区位要素以及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要素,并通过建模,从全国和三大地带的尺度上细致地分析了各地理要素对经济分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了验证和充实,这为揭示地理环境作用提供了主要依据,扩展了国际上Sachs等人关于地理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在各地理要素中,影响经济差异最大的为交通便利性指数,影响程度为0.374,因此交通基础建设投资应继续加大。

中国大陆空间结构分异的进化

在明确决定中国空间分异的三次本性的地理要素的基础上,以进化经济地理学的观点进一步分析三次本性在区域发展与演化的作用,发现第一本性地理要素决定了中国农业的空间锁定———即秦岭-淮河线和长城一线;随着第二本性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不断提高,原有的锁定被打破,中心城市锁定了基本空间格局,区域出现了中心腹地结构;第三本性促进区域发生结构变异,枢纽网络结构被创生出来,结构发生了突变。另外三次本性在空间上存在着路径依赖的关系,第二本性往往最初受到第一本性的推动,而第三本性往往最初受到第一本性和第二本性的推动。从宏观上而言,中国在三次产业进化过程中,胡焕庸线并没有被打破,成为中国区域发展基本的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