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探析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找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着力点,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条件。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可以发现:人民群众的参与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动力、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动力、科学技术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直接动力、思想观念革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世界的竞争压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外在动力。这些动力叠加在一起,构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系统的动力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互动与互御: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主体性问题研究

互联网走向世界以来,研究者们就一直困惑于其对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对现实中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缘何呈现蓬勃发展与问题重重两种极端情况并存的困惑。对此问题,从人的主体性维度加以审视,发现其根源在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一对基本的矛盾统一体:互动与互御。正是通过网络政治生活中的互动,公民得以发展其能动、自主、自由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实践能力,从而获得了自身主体性的拓展。但是,公民主动参与网络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主动与被动的逆转,存在受动甚至被操纵的风险。这种互御情形相伴互动而生,是互动的异化力量,表现为身份之御、信息之御、表达之御以及价值之御。突破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重返马克思主义大厦,从马克思主义对人主体性的科学解读中寻找答案,包括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审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坚持实践原则发展公民主体性以及基于制度、文化刚柔两个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政治价值互联网的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信任--基于三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推进,社会发生着深层次的变迁,民众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信任程度亦在遭遇挑战,为深刻把握当下民众内心的真实状态,拟从诊断政治信任的推论性指标、行为指标和言辞指标出发,对当前中国东、中、西部十五个省市进行深入调研,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产生上,政治信任的利益倾向明显;在性质上,政治信任的特殊主义倾向明显;在构成上,政治信任的结构单一,政治信任的外部化倾向明显;总体上来说,呈现下滑趋势。

从底层创新到上层建制：当代中国农村体制变革的路径探析

当代中国农村体制变革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底层创新到上层建制的过程,农民的底层创新实践包括生存压力下对集体经济制度的"修改"、经济理性主导下对集体经济制度的突破,以及权利诉求下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政策调整和"合法化"农民创新实践两种方式实现了底层创新向上层建制的转变。上层建制受到维护政治统治、当时的国家发展战略、当代中国基本国情、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新媒体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空间的拓展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及其广泛应用,它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当代中国政治空间的拓展是这种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具体而言,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空间拓展,在政治体制层面,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政治监督和善治等;在政治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世俗化、现代政治精神的生成等;在政治过程层面,主要表现为民意吸纳、政治动员和政治回应等。在当下中国,对于新媒体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要有心理和观念上的准备,更要有制度上的准备。

从体制转型到国家治理: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重心转换

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范式经历了极权主义、派系政治到威权主义的转换,这些研究范式本质上都是从制度价值或意识形态角度认识中国政治制度,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应当也必将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转型。21世纪以来,海外学者更加关注中国国家治理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认为“政党主导”“适应性治理”“政策试验”以及“战略规划”等是中国国家治理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中国国家治理经验有值得学习之处。上述变化表明,海外中国政治研究出现了从以体制转型为重心向以国家治理为重心的转换,这种转换原因多样,有其可取之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政治风险及其防范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更多地参与国际舞台中,也标志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战略逐步形成,并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沿线各国在政治、经济、地理、历史人文、风俗传统上等存在较大差异,预示着"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会面临诸多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地缘政治风险、政局动荡风险、恐怖主义风险、领土争端风险以及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风险等。为防范和化解这些潜在的政治风险,保障"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必须审时度势,完善政治风险评估机制、政治风险预警机制和政治风险应对化解机制。

数字治理中公平原则的遮蔽与解蔽——对数字治理效率优先的批判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态。数字技术以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构社会治理方式,即在治理中高效处理数据信息、优化升级治理过程、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多场景应用。数字技术对效率优先原则的追求和强化,使数字治理的生发和走向受到技术逻辑的控制和主导,遮蔽了其价值内核:公平原则。这表现为,数字技术“窄化”治理数据信息、“非中立化”治理决策行为、抑制人的主体性发挥、扩张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等。公平作为内嵌于数字治理之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性内核,是数字治理的应然目标和实然追求。因此,要想真正“解放”数字治理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完善治理数据信息、规范治理决策过程、推动人的主体性建构和限制权力无序扩张等途径,追求数字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互构”,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数字治理中技术依赖的伦理风险与规制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以创造更大公共价值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要求。在数字治理进程中,政府与数字技术的关系由技术辅助逐渐演化为技术主导,这在社会治理决策、行为和系统建设中产生了技术依赖现象,即智能决策替代治理主体决策、技术行为替代治理主体行为和平台建设替代结构流程优化。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包括政府公权力系统被侵蚀、治理过程的伦理原则与程序的失效以及治理结果责任归属不清等问题。这些伦理风险既阻碍了数字治理对公共价值的创造,也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应从数据信息、治理决策、治理系统等数字治理流程中的3个关键变量着手,厘清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边界,探索优化数字治理的实施路径,具体包括控制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准入和流出以推进治理公平、优化人类决策与算法决策的合理分工以彰显公共价值、推动数字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共建以明确治理责任归属等。通过规制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推动数字治理创造更多公共价值,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社会治理数字化的主体伦理冲突与调适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治理主体运用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进行结构重塑与流程再造的新型治理形态。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只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地位平等、能力提升、责任明晰、情感融洽的伦理关系,才能把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治理主体的价值理性有机融合并激发出来,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在现实中,技术的负面效应、主体的不完善和社会适应性的滞后,造成了治理主体之间数据垄断与地位平等、技术依赖与能力提升、机械逻辑与情感融洽、责任模糊与责任明晰的伦理冲突。调适治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冲突需要构建“权力-能力-关系-制度”的四维协同体系,即通过平衡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权力、均衡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能力、重构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关系、完善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规范,再造数字治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双重角色的社区居委会何以调处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政治技术视角的分析

在基层社区治理实践中,城市社区居委会既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又是居民利益的代言人;它既要代表国家行使好权力,又要代表居民维护好他们的权利。居委会具有的双重角色和双重职能,使其处于国家和社会的“夹缝”之中。与此同时,居委会还要动员社区的多元主体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来。在双重角色张力和多维治理面向中,城市社区居委会如何运用适宜的政治技术进行调处,从而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就成为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合法性、资源和行动:非公有制企业主动党建的组织逻辑

加强党的建设是执政党整合非公有制企业、巩固党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执政基础的重要路径。非公有制企业因其市场化导向和盈利化诉求而缺乏开展党建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即使有些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也因“无行政权力依托”而难以有效发挥其功能。作为组织的非公有制企业由于面临生存合法性诉求、对组织外部资源的依赖及促成组织内部集体行动的需要而主动开展和加强党建工作。以中高层管理人员担任党组织书记加持党建工作、为党建工作提供经费和阵地支持,以及促进党建与业务的融合等,扩展了企业的政治联系、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而获得出资人对党建工作的认同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主动开展和加强党建工作,存在党建目标的偏移和政治与经济过度交织带来腐败风险可能的畸变,意味着执政党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努力任重道远。

习近平关于劳动重要论述的核心构成研究

习近平关于劳动重要论述的核心构成具有严谨的内在逻辑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在对新时代劳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习近平通过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劳动者与自身发展两对劳动发展中的矛盾,形成了新时代三位一体的劳动认识论、劳动实践观和劳动价值观,解决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应该怎样进行劳动、劳动为了谁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社会性与个体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在工程与人文之间: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本质及发展原则

重新检讨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是更好发展人工智能的前提。既有的人工智能讨论虽然丰富多样,但却存在着认知的窄化、理解的碎化甚至误读,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人工智能思考方式的张力指向不同概念参照视角所引发的认知浅表化迷思。为此而辨析人工智能形而上思考传统,梳理人工智能技术本质的人文理解和工程认知的四种形态,揭示作为对象的人工智能、作为活动的人工智能、作为知识的人工智能以及作为意志的人工智能,对应人工智能的物性、活性、知性以及人性等基本属性。在此基础上整合人工智能技术本质呈现的智慧,遵循其应然发展原则,务实地发展人工智能、全栈景式发展人工智能、可解释地发展人工智能以及负责任地发展人工智能。

群众活动团队参与社区治理:价值、困境与发展路径——基于“主体—过程—制度—文化”的系统分析

群众活动团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群众活动团队的参与,有助于优化社区治理的力量、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和提高居民的归属感和共同体精神。群众活动团队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在于:主体方面,群众活动团队的结构还不太合理;过程方面,部分群众活动团队的利益诉求和社区的整体利益存在偏离;制度方面,群众活动团队参与社区治理的保障不力;文化方面,群众活动团队的参与精神难以为继。这就要求优化队伍结构,增强群众活动团队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突出党建引领,把稳群众活动团队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向;完善制度体系,增强群众活动团队参与社区治理的外在保障;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群众活动团队成员的志愿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活动团队参与社区治理的成效,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贡献力量。

论元宇宙的伦理风险

元宇宙是数字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由多种技术融合而成的“技术集”,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智能化虚拟世界,具有智能运行逻辑、精神满足功能、无碍穿梭技术和数字永生主体等显著特点。元宇宙的出现解构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使空间无限大、时间可重启、数字主体可变化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也带来了伦理风险:在个体层面,元宇宙主要带来人的异化、隐私泄露的伦理风险;在技术层面,元宇宙主要带来数据霸权的伦理风险;在社会层面,元宇宙改变了以人为中心的已有社会伦理结构。当前,可通过培育数字素养、嵌入伦理原则、完善法律法规、推进国际合作等途径来防范元宇宙伦理风险,引导元宇宙技术发展向善,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从要素、结构、功能上打通堵点卡点 以高教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打通要素层面的堵点卡点在人才要素方面,要更好地破解供需矛盾。高校要聚焦主责主业,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样化人才要求,结合高校自身优势定位,通过全面深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改革及强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既要培养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又要培养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工程技术人才,还要培养能够胜任一线生产和服务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努力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蓄水池”。

互联网平台的地缘政治影响及战略应对

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深刻改变着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格局,为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带来了更多新的复杂性,也导致强化数字世界霸权、侵蚀民族国家主权、加剧地缘政治冲突、触发国际泛安全化等安全风险不断上升。技术变革是引发地缘关系变化并驱动互联网平台地缘政治转向的显表性因素,而在深层次上,互联网平台基础设施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逻辑则成为互联网平台地缘政治影响快速扩展的根本动因。作为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平台数量最多、体量第二大的国家,中国需要以高度的战略主动性引领互联网平台地缘政治发展、塑造互联网平台地缘政治格局、因应互联网平台地缘政治威胁,切实维护数字时代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

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限度

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既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也产生了一些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成为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局限。概括说,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限度主要体现在:从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直观体验来看,它可能会产生隐私伦理和算法伦理两种类型的伦理问题;从人工智能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运用及其过程来看,它可能会造成部分社会群体的数字鸿沟风险、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而难以协同的风险、造成行政方式刚性化的风险;从人工智能运用的结果来看,它可能会导致干群关系的疏离,并可能会造成公民文化负向发展的风险。如何消解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就成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渊源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渊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也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之“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当然,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