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情况——一项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比较研究

注重语境或周边环境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共同的特点。这一特点提示出哲学探索与对象化研究〔例如语用学等科学研究〕的区别。与奥斯汀相比,维特根斯坦更明确地意识并坚持这一区别。"周边环境"有多重含义,本文特别考察了"语义条件"和"感知的周边环境"。

关学的哲学意蕴--基于张载思想的考察

关学奠基于张载,其基本特点与张载的思想难以分开。在天道观上,张载提出太虚即气,从这一观念看,气只有如何存在(聚或散)的问题,而无是否存在(有或无、实或空)的问题,哲学的视野和提问的方式由此发生了变化:对存在方式(如何在)的关注,开始取代对存在本身的质疑(是否在)。在张载那里,天道观与人道观彼此相关,在天道观上以对世界"如何在"的考察,取代了"是否在"的质疑,在人道观上进一步引向对人如何在的关切。以肯定人伦秩序为前提,张载进一步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其中包含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统一,并在更内在的层面上展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后者既展现了普遍的价值追求,也体现了关学的内在精神。精神境界以人自身的成就或人的完善为指向。在如何成就人这一问题上,张载进一步提出了其人性理论及"变化气质"的观念,对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理论作了双重扬弃,并由此对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作出了新的阐发。

问题与方法:哲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哲学的问题与哲学的方法无法分离。从哲学研究的具体进路看,首先应对理论的思辨和逻辑的分析予以双重关注,二者同时涉及知识与智慧、实质与形式等关系。就哲学研究的根据而言,一方面应注重哲学的历史,另一方面则需要避免远离社会生活。哲学史的意义,与哲学作为理论思维活动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相涉;社会生活则关乎哲学研究的现实根据。如何沟通世界的视域和个性品格,是哲学研究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世界的视域或世界的眼光既意味着超越某一种具体的传统,从更广的背景去考察与理解哲学问题,也要求注重并运用哲学衍化的多重资源与多元智慧。哲学的个性品格则涉及哲学的创造性、独特性。合理地处理、协调如上关系,离不开辩证思维的观念。

栎社树的存身样式与信仰主义路径的拒斥——《庄子·人间世》“栎社树”一节的生存论阐释

栎社树是在石姓匠人的技艺性知识、弟子以及众人的无知与隐匿曲径、社庙等诸多关联者的牵连一体中呈露自身的。栎社树要求无用以免于因用而夭折,但是其无用依赖于世俗中有用性的知识性眼光,即只有富于技艺的匠石才能理解其无用而长寿;因此,栎社树之存身,必须免于流俗无知之众因其无用而对之加以灭除。如此,栎社树以无用于世且寄寓于社庙的双重方式而存身人间世。如此存身,以反讽的方式揭露了流俗基于有用性追求而制造的神意或神力的虚假本质,而昭示出净洁而无限的道德之乡。

生存的吊诡与辩无胜--《庄子·齐物论》第13—14节解读

齐之为齐引向生存的真实,这基于对流俗的克服。但是,克服流俗的扭曲并非就是主观境界式的混同流俗的妙道之行,也不是以理智概念遮蔽、湮没现实的太早计之揣摩,而是面对流变而开启面向未知可能,从而在生死交融、梦觉一体中直面生存的吊诡而游于独以成己。由此,在观念领悟中,独断论的绝对真理观也就被拒斥了,从而走出观念囚笼而振于无竟。

流俗政治-仁义之域的自行崩溃与乘物游心的个体性存身——《庄子·人间世》“叶公子高将使于齐”章的生存论意蕴

相对儒者自圣化的救世之论,庄子更为深刻地指出个体存身的生存论意义。在以颜回和孔子对话消解了道德自圣与智慧自高以救世的两难之境后,庄子进一步借孔子与叶公子高的对话,指出个体在流俗政治-仁义之域存身的悖谬之境,即在扭曲的政治-仁义沆瀣一体之境中,任何个体作为使者传命成与不成皆有忧患的两难。经由对君臣仁义作为命义大戒与无限天地之关系的弹正,揭示出流俗政治-仁义沆瀣一体之境在其展开中必然自行崩溃,而在特定的具体历史阶段,个体乘物游心以致命的个体性存身,反倒是敞露了迈向无限性天地与自然而真实个体的通道。

经由理智分别的曲径返回圆融浑成之在----《庄子·齐物论》第10节解读

在齐之为齐的生存论领悟里,理智与言说必须悬止。但是,理智与言说的悬止必须经由其充分展开,推至其极而后返回生存活动的整体,以抵达圆融浑成之在。圆融浑成之在消解了知的外在性把捉,而转化为内在明悟。圆融浑成之在,一方面是涵融他者与自身的无穷性与多样性的天府,一方面是内葆微明而拒斥绝对光明的葆光。

本质主义普遍性的拒斥----《庄子·齐物论》第12节解读

庄子对“物之所同是”的拒斥和否定,显示了与孟子肯定“心之所同然”的不同意蕴。庄子否定认知主义的普遍性,其实质是否定了本质主义的普遍性。但庄子并没有否定普遍性本身,而是捍卫了个体主义普遍性,即个体自由生存的普遍可能性。与孟子的本质主义普遍性相比,庄子的个体主义普遍性更为契合当代政治哲学的自由向度。

教化权力的悖谬与本真教化的可能——《庄子·人间世》“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解读

庄子借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的故事表明,以才德自高而欲图教化掌有权力者或规训权力本身,反而会导致教化者以及教化自身的扭曲与自我丧失。在蘧伯玉所提出的“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与“就不欲入和不欲出”的两难与张力中,教化从与权力的悖谬中,克服二者的沆瀣而昭示出一条返归本真性教化的道路。从而,由本真性教化绽露出存身与救世的可能。

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每当民族危难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三个时期的演进,既反映出新史学多重色彩的风云际会,更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21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笔者以为,还是绕不过百年通史名家苦心思考和艰难探索的基本路向。细细咀嚼诸名家学术感悟及其编纂经验,不忘前事之师,理应成为驱动新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必不可少的一项学术准备。

本体论视域中的语言

随着语言问题的中心化 ,语言本身往往被赋予本体的性质 ,后者内含着多重理论意蕴。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 ,它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 ,又展现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说”与“在”、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敞开与变革世界为指向 ,语言与人的联系呈现于多重方面。作为人把握世界及“在”世的方式 ,语言则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根据 ,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以独语、对话为形式 ,语言不仅在个体之维影响着自我的存在过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 ,而且在类的层面上构成了主体间交往和共在、实践过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构所以可能的前提。

“四重”之界与“两重”世界——由冯契先生“四重”之界说引发的思考

以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为基本范畴,冯契先生展开了关于本体论问题的思考,这一考察进路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统一。然而,在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的表述中,事实界和价值界被分别列为不同之"界",从逻辑上说,"界"表征着本体论上的存在形态或存在境域,与之相应,把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等存在形态理解为不同的存在之"界",至少在逻辑上隐含着将其分离的可能。相对于"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等"四重"之界的并立,本然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重"世界的互动,体现了另一种形上视域。在"两重"世界中,一方面可以注意到不同存在形态在本体论层面的分别,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到现实世界的综合性以及不同存在规定的相关性。与"四重"之界说相关的,是对事实本身的理解。历史地看,从罗素、金岳霖到哈贝马斯,对事实的理解,整体上侧重于认识论之域,与之相异,冯契先生同时肯定"事实"包含认识论与本体论二重内涵,这一看法以说明世界和变革世界的关联为其前提。从形上之维看,这种关联同时构成了本然世界向现实世界转化的前提,就此而言,对事实的以上理解在逻辑上也蕴含了承诺"两重"世界的内在趋向,后者对"四重"之界内含的问题,也从一个方面作了某种限定。

认知取向的扬弃——《孟子·告子上》“生之谓性”章疏解

从人自身的真实存在来理解人的本质,需要克服认知主义的错误。对于《孟子》中极为重要的"生之谓性"之辨,传统上充满了分歧。理学之朱熹,心学之牟宗三,都认为孟子否定了"生之谓性"说。心学主流与气学派都肯定"生之谓性"这个命题本身,即认为人的现实生存活动造就人的本质。"生之谓性"的本义恰好区分于"白之谓白"的理解,后者是一种基于认识论的普遍主义执取,而前者注目的则是生存论的切己之行。行动或行事的具体活动,是孟子论性的起点和归宿。孟子言性,一方面关注普遍性的担保问题,另一方面更突出个体性的生命践行。

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

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明清之际,以传教士的东来为中介,中西文化和哲学开始相遇和接触。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存在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的关系:当传教士把中国的典籍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化、思想观念介绍和引入欧洲之时,欧洲主流的思想界及其代表性人物给予其以相当的关注,然而,中国的哲学家除了对西方的科学和器技表现出兴趣外,却没有给予西方主流的文化和思想以实质性的关注。步入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明清之际不同的另一种不平衡或不对称开始出现。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不再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看待:他们既未能深切地理解中国哲学,更未能以之为建构自身体系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真正进入世界,以揭示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为前提,这既包括彰显中国哲学在解决哲学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价值,也包括通过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以从理论建构的层面展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和理论意义。唯有基于彼此承认,各美其美,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才能超越两度出现的不对称,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动。

数字鸿沟与网络不平衡发展

网络以其“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双重威力改写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面貌。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它为文化生产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间。而且伴随着这种新空间的浮现以及它日益深刻地介入到传统媒体和社会之中,必然会产生出新型的媒体社群。当然,我们也不能高估这一新的媒体空间的可能性,因为它的生产同样受制于市场与权力交互运作的特殊语境。

王阳明的心学与浙学

王阳明的心学既是浙学的特定形态,又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浙学,是指广义的“浙”地之学,这一意义上的浙学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注重理论思考或理论阐发,包含批判的意识,关切现实,具有历史的观念。以上特点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同样得到了体现。王阳明的“意之所在即是物”说和工夫与本体之辩,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独特的理论建构;其良知说、心即理说从一个比较内在的层面为浙学的独立思考、批判意识提供了某种根据;其知行合一、事上磨练等观念,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现实的关切;其“五经皆史”说,内含着深层的历史意识。作为浙学的特定形态,王阳明的心学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浙中王门”,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表现为对明清之际的浙学,特别是黄宗羲思想的制约。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也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印记。

论科举制度力尚公平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矛盾

自封建变为郡县,帝王治天下则不得不选官。以儒学的贤人政治为理想,选官则不能不尚贤。因此,先出的察举和后起的科举,主旨都在"选贤与能"。但与由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察举制度相比,科举制度既用"以试为选"变以人选人为以文选人,又用"怀谍自列"变少数人受选为多数人受选。选官过程的广泛性、普遍性、公共性和公开性都使得公平成为这个过程里的要义和要害。所以,从宋初到清末的九百多年中,次第而起的殿试、锁院、糊名、誊录、地域分卷、分省乡试、官民分卷,以及以《四书》为范围的八股文程式,都是意在用铲平一切单面优势和主观影响的办法着力维护"势家"与"寒俊"之间的公平,贫与富之间的公平,文风盛弱不同的地域之间的公平,以及考官与士子之间的公平,以期做到"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然而,贤之为贤和能之为能皆以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为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因此,铲平一切单面优势的过程,则不能不以其选出的人物因越来越普遍化而普通化,又因越来越普通化而均等化,最终走向尚贤的反面。与之相类的,则是一种最开放的选官制度与最不开放的思想环境同存于一个过程之中,以及用知识为尺度的选官为了维持公平而内生出的反知识的倾向。

仁义-政治之域对物之自在性与自然性的湮没--《庄子·马蹄》对仁义和政治的批判

在人类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中,仁义(作为非本真道德的流俗道德)与权力二者的勾结,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谬见,即二者伪造了人的本质,将仁义-政治视为每一个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本质内容。从而,仁义与政治作为利益占有的遮羞布,强行侵夺人心,湮没了人及其世界的自在性与自然性。《马蹄》对于"治天下"与"圣人"的批判,捍卫着人类生存中每个人返回自身自在性、世界整体返回自身自然性的可能性。

越剧与都市上海

1917年5月13日,以袁生莫为首的＂小歌班＂首演于上海,开启了越剧与上海文化互生互荣的百年历史。越剧诞生于20世纪初的浙江嵊县农村,却在上海的现代都市环境中生根发芽,孕育并繁荣其艺术生命——这在中国的地方戏曲中是非常独特的。

道德生存与天命的分合及其意蕴--以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首章诠释为中心

自孔孟以来,道德主体性与天命之间就一直存在紧张关系,影响着后世诸儒对此问题的解读。在对《孟子·尽心篇》首章的诠释上,朱子以普遍之理的预设为根基,依据《大学》条目,从认知角度呈现了一个由知到行、普遍的历时性进程,突出普遍天理对于现实生存的绝对优先性;而阳明将此章三句视为三种品第的为学进路,并与《论语》《中庸》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结合起来,将此章理解为不同主体现实生存活动及其境界的共时性差异,对单纯的认知主义进路有所克服。但是,阳明依然将普遍天理预设为主体性良知的先天本质,同样湮没了真正的道德生存本身。事实上,重新敞露道德生存论的真蕴,将天命与道德生存划界,以人自身活泼的生存活动及其展开作为人之本质的基础,是彰显人自身生存性意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