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革命的专制命运:托克维尔的未完成革命著述

托克维尔在关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未完成著述中讨论了大革命中自由和平等的张力以及革命的政治动力。在作为大革命第一阶段的1787-1789年的自由革命中,由激进的民主自由观念推动的阶级斗争逐步压倒了贵族自由和精英自由观念。王权的削弱和相关的错误决策加剧了阶级斗争并强化了革命意识形态,民众暴力的介入推动了革命的激进化,导致革命在内部分裂和权力斗争中走向恐怖。大革命后期,法国人既厌倦革命和政治的动荡,又热爱革命带来的平等和利益,继承了革命平等而抛弃了自由的拿破仑得到了法国人的拥戴。同时,托克维尔揭示了革命和拿破仑的个人统治如何继承了旧制度的政治文化遗产,特别是国家主义。

宗教改革与现代政治的兴起

宗教改革在现代性的发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促进了现代政治的兴起。宗教改革首先造成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和政治权威的危机,这一危机以及新教教会的兴起也相应地对欧洲各国的政治权威构成了挑战。路德和加尔文对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指出了其限度,而他们的政治论述提升了政治的意义。宗教改革对天主教会的削弱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端,加尔文主义的圣约论则为一种个体化、理性化、抽象化的国家秩序和治理方式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和伦理基础。当然,宗教改革自身并未提出充分的政治理论,来克服它造成的持续性的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危机,这最终迫使西方在新的理论基础特别是社会契约论上重新奠定政治权威,引发了自由主义的兴起。但应当看到的是,基督新教的圣约观念和基督教的政治文化,为社会契约论提供了道德和民情基础,使得现代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与基督教的某种相互制约和均衡。

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20世纪中国“文明论”的视角

一、文明论:中国自我意识的现在如同个体一样,群体的自我意识也有着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这一点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尤其如此——'现代中国'这一说法自身就集特定的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为一体。这种属性导致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紧张,它突出表现为近代以降来自'西方'的全方位的影响与基于古昔的'天下'秩序和王权观念之间的对立、冲突、竞争与合作关系之上。这种状况导致了人们在论述中国时不得不面对重重困难。

对表象的统治:马基雅维里的新君主及其限制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表述了一种现代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的核心在于将政治理解为人间事物的总体性。新君主的视角是兼具君主与民众二者的总体视角,其欲望也是超越任何具体对象的事物的总体,那就是人间事物的好的秩序。为此,君主将其基础奠立在民众的基础之上,同时又超越民众。其理性并非某种特殊的理性,而是各种理性的综合物,或曰理性的理性。然而,马基雅维里并没有完全贯彻这一政治的概念,而是让他的君主通过操纵民众给定的道德世界来塑造他与其民众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他们的治理。这种治国术与其政治的概念是不匹配的。

生而自由与创造自由

危机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崇明教授这本新著,看成一本关于政治重建的书。但不能因为作者三复斯言的托克维尔与中国的相关度,认为这又是一本关于'中国问题'的药方之作。当然,不必怀疑作者对时下诸多政治论辩的熟悉程度,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人们自然可以发现,作者事实上拷问了论辩各方的立论前提。作者当然不赞成各种借口的专制,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但他同时也对已经成为时代意识形态的民主.

托克维尔的综合

一崇明论托克维尔的大作是耐心、节制和审慎的模范,而就其已写出的内容来说,更是一部深思熟虑之作,并且接近于精致。这种耐心、节制和审慎恐怕是作者和传主之间某种精神共振的效果。然而,我还是怀疑崇明带上了更多的自由主义精神。就崇明所刻画的托克维尔来看,他是一位伟大的综合者:他试图以其异教古典理想与基督教精神遗产,矫正现代民主社会非政治化和世俗化两个方向的弊病。

在中国的现代性中检视托克维尔的理论

非常感谢立波就拙著组织笔谈和讨论,以及立波、军锋、保巍、林刚、拥华、刘琪各位精彩的书面和口头的评论。军锋兄深刻地指出了托克维尔的思想对于中国的意义:如果要思考中国如何从革命进入政治并进而完成共和国的内在转换,托克维尔的思想是重要的参照。军锋展望中国在21世纪将以立法者的渐进和审慎的建构来取代20世纪的激进破坏,以政治和道德科学来取代意识形态,这是在更宏大的历史维度中重申了托克维尔在1848年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深切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