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初期教育学系纪事(1951-1965)

我于1955年从淮安师范学校毕业,于同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附带注明要我提前一星期报到.我到校当晚,在第一宿舍门口一个房间报到.受到当时教育系团总支书记汪幼芳和几位高年级学生热情接待.他们如数家珍般向我介绍教育系,即：在全校,教育系列为第一系,

教育学的逻辑框架——专访华东师范大学陈桂生教授

可以对教育展开合乎逻辑的论证吗?这是基于教育概念所包含的若干组成部分而引发的思考,旨在探讨广义"教育"中各组成部分教育思维逻辑的不同、教育思维逻辑的实际主体以及教育思维逻辑问题产生的症结等问题。通常情况下,所谓"教育",实际上是广义"教育"的复合词,在广义"教育"中,包含"教育"(狭义)和"教养"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以及与教育(狭义)和教养有所区别的"教-学活动"。正因为如此,就广义"教育"而言,势必难以展开合乎逻辑的论证,但就其中的狭义"教育""教养"和"教-学活动"而言,完全可以展开合乎逻辑的论证。从教育实践来看,教育的逻辑正如教育价值观念一样,不仅存在于"教育理论"中,还存在于以教师为代表的教育工作者的意识与职业行动当中。

历史、比较与沟通:教育研究的一些醒思——访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周愚文

教育是教人为人之道,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加强地区学术交流和对话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海峡两岸一衣带水,血脉相连。随着两岸交流活动的开展,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学术对话交流亦为两岸和世界所关切。作为台湾教育学发展的引领者——台湾师范大学,则承载了更多的关于两岸教育学术交流的重任。台湾师范大学成立于1946年6月5日,其前身是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成立于1955年8月,现拥有教育学系、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社会教育学系等12个系所。其发展不仅反映了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历程,而且折射出整个台湾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教育学院成绩的取得,不仅与台湾的教育发展密不可分,也与海峡两岸甚至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息息相关。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现任院长周愚文是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1993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专题进修、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专题进修,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师资培育与就业辅导处处长等职,曾任中国(台湾)教育学会理事长,并于2003年至2012年担任台北市贾馥茗教授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长期致力于中国教育史、英国教育史、美国教育史、大陆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从1983年到2012年发表学术期刊论文32篇、专著及专著论文41部、研讨会论文24篇,政府委托项目报告约34篇以及多篇翻译作品和应邀书评。周愚文先生既有相当的哲学、历史、教育理论素养,又能够将教育理论与实务加以结合。为了解相关问题,本刊特约记者苏娜、王举近期对周愚文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此次访谈旨在了解周愚文先生的个人经历与教育理念、台湾教育发展的历史以及当前的改革现状、两岸教育学术交流三大方面的内容。鉴古今而知春秋,鉴他者而知吾身,相信台湾教育的发展理念会给大陆地区的教育发展带来有益的借鉴。

历史、比较与沟通:教育研究的一些醒思——专访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周愚文(续)

本期访谈中,周愚文院长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教育学院改革创新的问题,接下来是关于师范大学自身特色和竞争的问题;最后是教科研人才培养的问题。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与转向

新时代赋予中国教育学以新的时代使命、学科重任与发展诉求,需要中国教育学人始终立足教育实践之基,满足学科发展之需,回答特色时代之问。新文科建设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的内涵特质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和转向提供了新的思想源头、分析框架、思维逻辑与转换路径。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在历经单学科专业式分化的“模式Ⅰ”与跨学科交叉式协同的“模式Ⅱ”之后,正在迈向超学科智媒式融合的“模式Ⅲ”,呈现出由内而外、由单向到多维、由他觉到自觉、由学科割裂到边界融合的整体趋势与变革景观。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文科,新文科建设催生了未来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三重转向:从实求知的回归,共生群体的集聚,文化生态的重塑。

试论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对教师教育的影响

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于2007年5月正式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教师教育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促进教师教育的发展。还应该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健全约束机制,以增加违约成本遏制违约行为;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从情感上留住优质人;加强对服务期限研究,制定细分化的服务时间段,更好发挥服务期制度的作用。

高师教育的“盐铁论”——政学两界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命运的大论战之探析(1932)

为了尽早实现教育普及的夙愿,民初教育行政者继承了清末形成的高师教育制度,并为补其不足,而有"高师教育分区制"的出台,"六大高师"因而相继诞生。"五四"以后,潮流为之一变,社会诸多倡导毁灭高师,只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为所动,坚持师范教育的本色,发展成为师范大学。到了30年代初,因民族生存的危机,加上中央教育行政思路的转换,政学两界开始考虑师大制度的存废问题。又因师大办学进程中的种种风波,而遭遇重大打击。然部分有名学者不但不表同情,反而鼓吹中学师资应当改由综合大学来培养,对发展有年、已有成效的师大则持"可替代说",引起北平学界的教育学者的反弹,更引起师大全体教授的批驳。这场高师教育的"盐铁论",影响深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新建立高师教育制度,恰好证明了当年师大教授的远见卓识。这场教育论争告诫后来者,中国教育的建设,必须基于中国的实际,不能生搬硬套他国成例,否则即便是最理想的教育制度,也可能演变为最无效或最无益的。

教育学在国立暨南大学——从师范科到教育系到教育学院再到教育系的演变(1918—1932)

暨南作为华侨教育的唯一最高机关,由最初的中学教育机构发展成为大学教育机构,校名亦从"暨南学校"变更为"暨南大学"。教育学在其羽翼之下,亦随之得以发展:从最初的师范科的课程之一,发展成为教育学系,《大学组织法》颁行后进而再变为教育学院。然正在蓬勃发展之际,却先遇兵灾、后遇"学灾"、突遭裁撤,个中缘由耐人寻味。维护与裁撤的理由都有一定的道理,从论争中可见外来之教育学始终面临着水土难服的问题。

高师院校师范生教育实习模式调查研究——以西南地区某所师范大学为例

教育实习在师范生成长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教师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该大学作为一所西部地区的省属重点师范大学，教育实习是否切合本省师范教育现状，关系到能不能为本省基础教育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优良师资。因此，本研究选取该校六个学院，对教育实习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该校多数学生能完成班主任实习和教学实习工作任务。但是，仍然存在实习形式单一、实习时间较短、实习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有待提高等问题，需要学校改革实习管理体制，更需要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实习中小学对教育实习工作的有力配合。

后人类时代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与未来图景

识变、应变、聚变和求变是教育学知识生产始终肩负的时代变革使命与学科发展重任。在以去中心化为核心特征的赛博格式的后人类时代,虚实共生的数字化基建赋予教育学变革新动力,时空再构的模态化场景延展教育学事理新边界,扩容升维的异质化网络创生教育学迭代的新生态,共同勾勒出时代变迁中教育学发展的多重镜像。后人类时代教育学的知识生产蕴含学科层面的坚守边界与打破壁垒、学问层面的存量调整与增量变革、学人层面的各自为营与群智协同等三重内在张力,需要经由潜移默化、外部明示、交叉融合和循环创生等运行环节,实现个体实践的经验化与群体经验的社会化、隐性知识的外显化与显性知识的标识化、领域知识的学科化与学科知识的辐射化、全息表征的耦合化与范式转换的自觉化。组织开放度、学科融合度与体系贡献度是制约后人类时代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转型的关键尺度,呈现出从塔式科层走向集群众创、从知人之明走向自知之明、从本土行动走向国际视野的未来发展图景。

陈桂生的“教育学之问”——西学东渐的影响与中国教育文化的特点

在反思西学东渐之下的教育学背景下,生发出若干陈桂生的“教育学之问”。中文语境下的“教育”一般是作为道德教育的同义语存在的,而将英文“education”译作“教育”其实只是一种假设。词汇互译的困境反映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思维方式的差异,带着东方的观念去理解西方的教育论述,以模糊的标准去衡量他者的文化存在一定误区。诸如此类的难题有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去解决。此外,“教育理论”“关于教育的理论”的区分需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显示“直接的教育过程”理论更为重要。总之,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与中国教育文化的特点下,在教育研究中,需要深思陈桂生的若干“教育学之问”。

重温师范大学制的“孟胡之争”——孟宪承与胡先骕关于师范大学制的论争之探析(1925)

为尽早实现教育普及的目标,近代教育先贤设计了独立的师范教育体制,当中又特别强调高等师范的建设,而有"高师教育分区制"的出台,"六大高师"因之而诞生。上世纪20年代,高师迎来了"升格运动",历经多年苦心经营才成的"分区制"随之破产,"六大高师"多数倾向转轨为普通大学。特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先升级为武昌师范大学,旋即"舍师范"而"奔综合"变为武昌大学,此种情形引发了教育先进的担忧,而有恢复旧制的种种呼声及努力。但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对此却不以为然,而孟宪承与之意见相左,故而构成一场教育论争。胡不认可"封闭性"的师资培养方式,主张采用"开放性"的,但是这种理想的计划离中国的现实太远,而且对教育学与师范教育的认识不周全,因而引来孟宪承的批评。这场论争规模虽小,但学术分量很足,对于今日的师范教育改革亦不乏借鉴意义。

时间的教育意义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进路

时间是人类展示文明、承接记忆的文化工具。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脱离特定的时间,任何历史现象都难以得到理解。人类的全部历史存在于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体系之中,时间和空间为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历史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而时间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确立了教育时间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说时间的教育意义成就了教育时间,任何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时间,因此,也赋予了其人类教育历史研究的基本内涵。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而言,彰显教育时间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本体论意义,运用教育时间构建涵盖全部人类教育活动的教育史体系,嵌入教育时间更新外国教育史的阐释与分析框架,基于教育时间探究外国教育史的结构性主题,都将有助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新进路的开辟与拓展。

试评教育史研究中的“时代局限”及其理解——以《大教学论》宗教因素等为例

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着不少被称之为“时代局限”的教育思想,《大教学论》中的宗教因素便是其中之一。19世纪以来历史哲学的发展表明,无法从“客观”概念出发回应“历史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历史的理解始终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互动的过程。对于《大教学论》宗教因素等“时代局限”的理解而言,从历史情境筹划出发,通过有限度的同情与批判,达成与被理解思想之间的“视域融合”是一条可能的思路。理解“时代局限”不意味着消解问题、翻案文章,而是要求必须始终保持开放的研究视域。

走向世界教育学的中国自觉——基于话语体系生成的维度

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是教育学中国道路的实践表达,是教育学中国经验的智慧提升,是教育学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作为教育学“思想学理表征系统”的中国话语体系,始终处于“反向格义”与“主动化西”、“传承弘扬”与“重塑再生”、“宏大理论”与“微观叙事”的张力之中,在合乎现实之需、时代之规、历史之情、未来之势的基础上,需要持续回应“由谁说”“说什么”“怎么说”“在哪说”“说得如何”等问题。话语主体的情感认同与交往理性、话语内容的概念创生与论证说理、话语表达的模态建构与复调叙事、话语场域的时空重塑与再情境化、话语生态的求同存异与百家争鸣共同组成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生成的基本要素与问答逻辑。探索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走向世界的可能路径需要扎根本土变革实践,凝聚标志理论共识,增强解释力与公信力;设置世界教育议题,回应时代发展诉求,提升引领力与显示度;整合立体传播网络,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提高辐射力与影响度。

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华东地区教育学博士学术论坛”综述

2011年12月11日"华东地区教育学博士学术论坛"于华东师范大学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博硕研究生通过报告、现场对话等方式,围绕主题"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进行了深入研讨,着重探讨了"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人的个性化发展与教育公平"三个议题。

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当下,教育强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通过教育数字化推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理念更已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针。党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其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数字教育的普及与深化,而关键抓手则是破除数字教育的瓶颈,尤其是服务于惠及老龄群体、农村与边远地区的群体,并通过学习型大国的建设去落实精准服务以及满足个体个性化学习需求的目标。通过构建数字教育生态服务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大国建设,可为充实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力量提供新方案。

伯特兰·罗素论高等教育公平限度——衍生于优生学的英国大学招生问题讨论

20世纪上半叶,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加强。此时风靡全国的优生学恰好为传统精英教育支持者主张限制大学扩招,维护传统教育赋予上层阶级的特权提供了理论支撑。伯特兰·罗素认为,受外部因素干扰,高等教育的社会定位和内部原则被扭曲,导致校园中不合格者增多,这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质量。对于深深影响英国大学招生标准的优生学,罗素赞成其指明人类遗传天赋的差异性和后天教育作用的有限性;但他批判了滥用优生学的现象,反对根据财富、阶层、种族等非科学因素评判个体优劣和选拔学生。高等教育既不应沦为社会中强者维护特权的工具,也不该成为弱者争取平权的武器,而应有其独立的社会定位与职责所在。基于此,罗素提出高等教育公平限度——大学教育应视为有特殊才能者的特权。但何以明确“特殊才能”亦始终存在诸多困境,这也体现了现实教育问题的复杂性。

师范生教育产出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研究通过建构师范生教育产出的监测指标系统,探讨了不同性别师范生教育产出的差异。研究发现,女生的教育产出整体要优于男生,但在政治参与等一级指标,政治参与、师范技能等二级指标,以及技能等级证书等诸多三级指标方面,男生表现则优于女生。考核方式、“同辈效应”、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等因素,都会影响不同性别师范生的教育产出。基于此,师范生培养单位宜通过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注重过程性评价等提高师范生的教育产出;师范生自身也应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的教育产出,在职业竞争中更具主动权。

从世界到中国:未来素养何以有必要成为未来教育研究的新视点——于金申与未来学家瑞尔·米勒的对话

近些年未来教育已经成为了国际热点话题。但未来尚未发生,谁也无法预测未来教育将会走向何方,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新视点来研究未来教育。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素养研究中心前主任瑞尔·米勒研究员提出了未来素养概念,这是一种旨在帮助人们知道未来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未来的能力。近十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未来素养研究已经在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100多场未来素养创新实验室活动,探讨了未来素养对于未来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且正形成全球化发展之势。鉴于此,本对话主要围绕未来素养的学理背景,未来教育研究的可能路径,中国未来教育探索以及对中国未来教育镜鉴价值四个方面展开,以昭示未来素养视点下未来教育研究的方向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