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展开、问题与走向

本文选取了高等教育投资、高校教师管理制度、学术职业流动与高校教师教学行为等主题,对其相关研究文献略作梳理,大致梳拢了实证研究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展开轨迹,并探讨其在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意义。本文的基本结论为:当前,实证取向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趋势,其研究的主题关注与国家宏观政策与制度变革紧密相关,因此,不妨称之为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实证取向。围绕制度变迁过程产生的众多问题而展开的实证研究,促成了大量主题性知识的生产,但尚存在本土理论创生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足的问题。未来实证研究应立足本土意识的借鉴与反思,实现理论创新,并以国际认可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建构,凸显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贡献。

高等教育学知识建构中的互为学科性——王英杰教授的大学观

王英杰教授是比较教育学科的知名学者,但他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也有着广泛与重要的影响。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发展历程的考察,他以比较视角对大学理念展开了长期系统和深入的探究。通过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等案例的细致剖析,他精心刻画了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所具有的个性与共性特征。在他看来,学术神圣是研究型大学的最高信念,是构成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学术治理的核心价值,国际性、公开性、批判性与包容性是具体的价值内涵。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维护学术神圣的制度基础,作为伦理领袖与道德楷模的大学校长的开明领导,体现学术民主的共同治理架构,倡导师生互动与多学科交叉的学术共同体建构,则是研究型大学的组织与制度保障。针对中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存在的浮躁现象,他提出稳定才是大学的力量,大学的办学行为需要遵循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规律,处理好“不变”与“变”两者之间的关系。稳定或者不变就是“守正”,发展或者说“变”则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如此才能在不忘根本的前提下,通过自主探索形成各大学自身的个性与特色。在对王英杰教授大学理念的学术观点加以梳理的同时,也以这样一位学科外关键人物为样本,分析其学术关注与高等教育学科相关议题之间存在的智识交流与互动关系,从而揭示高等教育学科与比较教育以及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互为学科性与学科交汇特征。

国家角色与大学形象: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国际比较研究

经典的大学自治理论,旨在通过大学自治的法律保障,厘清国家监督介入大学自治的范围与界限。治理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开始从法律分权向功能分权转变。在欧陆国家,以大学自治与责任相统一为旨归的评估型国家的产生,为大学法人的履责能力强化提供了更为系统的指导设计与服务保障。在英美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监管型国家的兴起,诱导或倒逼着大学增强对合规风险的预防与管理,健全自我监管体系,提升良法善治能力。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汲取评估型国家与监管型国家两种国家类型的治理经验与教训,统筹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改革进路,以实现政府依法有效监管能力与高校依法有效治理能力的协同提升。

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发展何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基于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上海的比较研究

打造教育枢纽是亚洲新兴经济体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谋求发展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当前,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上海均呈现出建设知识/创新型枢纽的趋势,而研究型大学作为汇集人才、知识、技术的高地能够支持教育枢纽建设。分析三地六所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战略发现:新加坡研究型大学以整体性高校国际化实践支撑全球创新型枢纽建设,与国家政策规划间形成了良好的耦合;中国香港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战略以国际化人才培养支撑区域和全球性知识/创新枢纽建设;上海研究型大学通过吸引和培养国际化人才以及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助力教育枢纽升级发展,与国家和地区战略之间的吻合程度较高。

高等教育支撑引领强国建设的法治保障: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构建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制与法律制度体系,推动高等教育的良法善治,成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公法视野下的大学法范式顺应了小科学时代学术创新的基本规律。与此相比,私法视野下的英美大学法范式更加契合大科学时代学术创业的价值诉求。法治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表明,当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体系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阶段性特征相契合时,国家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实力将会产生实质性跃升。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人才中心转移的背后,离不开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优势的作用发挥。对于中国而言,促进高等教育支撑引领强国建设,呼唤更加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一方面,要明确国家与大学之间的法理关系,厘清高校依法自主办学这一法律制度的内涵,明晰公法与民法两种语境下高校法人的权利能力及其责任;另一方面,要激发高校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活力,明晰高校教师作为特殊劳动者的法律地位,摒弃高权管制框架对教师知识产权与创新自由的束缚。

跨境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研究

文章通过推拉因素的分析框架,探究学生选择跨境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参照推拉因素在留学动机中的前期研究,基于跨境高等教育的特点,问卷设计中调整了推拉理论中涉及的宏观环境因素,加入了制度因素,归纳出影响个人选择跨境高等教育的六大类因素:经济因素、学校因素、国家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以在中外合作院校就读的学生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结果发现学生跨境高等教育选择因素与其他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因素有相近之处,其中学校因素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他因素的重要程度依次为国家因素、个人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经济因素。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价值和使命

即便以ChatGPT和GPT-4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个教育阶段尤其是高等教育阶段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我们还是应该首先关注在应用这一模型的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学生应对人工智能的能力,或者说发展他们与人工智能协作共处的智慧。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在教育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所不能实现的事情恰恰是人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真正价值所在,包括发展人类独特的理性、人类智慧的集体性与丰富性、人类文化的适应性、人类的道德与伦理选择以及人类的创造力,促进人的完善、实现人类共同福祉的理想与追求。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必须坚守高等教育的内在价值,专注于学生道德、伦理、精神与创造力的发展,同时为合理应用人工智能提供必要的指南,以确保年轻一代在正确地使用人工智能前提下,持续地发展人类的集体智慧,从而创造人类共同幸福的未来。

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与大学教师行为趋同特征研究——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不少研究指出世界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着制度同型的现象,处于高等教育等级底层的学校会倾向于模仿处于顶端的学校。本研究发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同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同型现象。由于制度环境的影响,教学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趋同,这导致了教学型大学的教师在观念和行为上也与研究型大学教师的趋同。但是,由于教学任务量较多,研究经费又明显不足,使得它们既有模仿研究型大学的制度压力,又缺乏往上升级的资源,处于两难的困境。而高职院校与上述两种学校均存在显著差异,可能由于功能的差异和政策的限制,高职院校反而放弃了对研究型大学的模仿。

研究生教育质量治理行动模型构建及运行机制

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治理是研究生教育质量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社会行动论,构建了由质量治理目标、质量治理权力、质量治理保障、质量治理文化四维互构的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治理行动模型。通过深入分析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治理行动系统特征与动因,进一步探究了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治理行动的运行机制,即协商机制、共治机制、协调机制、共识机制。

SERVQUAL在高等教育服务质量评价中的应用研究述评

过去二十年,SERVQUAL被高等教育界所关注并被应用于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的评价,涌现出许多研究成果。综述这些研究可得出基本结论:只要根据高等教育服务的特性对SERVQUAL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SERVQUAL就可以成为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的有效评价工具。在我国,SERVQUAL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的应用依然是个新事物。与其它质量保障或质量管理方式相比,SERVQUAL不仅具有以学生为评价主体的独特视角,而且具有强大的诊断功能,因而大大提高了该评价方法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改善应用中的针对性和生命力。

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关系的定量研究

文章通过对我国各省份人均GDP和毛入学率的回归分析和数学建模,发现经济状况对高等教育发展程度的影响作用是很显著的。并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对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做出的贡献是不同的。研究同时发现,云南、河北、内蒙古、福建、山东和广东等省的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规划目标相对保守,吉林、陕西、湖北、重庆、安徽、四川、天津等省市的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规划目标相对过高。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策研究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在被动与主动中探索着如何扩大开放。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与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是相契合的。文章对我国高等教育扩大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与措施。

高等教育发展的两种模式──东盟各国的比较研究

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分析东盟五国独立后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两种模式。揭示本地区在协调西方高教模式与本国社会发展、学术性和应用性、民主化与高效率等之间的关系上的某些特点和趋势。提出高等教育地区间合作在东盟中的意义。

澳门回归十年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研究

澳门回归十年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平稳过渡、跳跃发展、停顿回落、稳定发展四个阶段,这种非匀速、有波折的曲线发展是外在环境影响,政府调控政策变化,办学机构、方式多元以及生源结构变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整体呈现出移植发展快,自我成熟不足;交汇融入广,自我特色、规范不明;资金来源足,使用效率不高;高校空间狭小,可持续发展力不强的特点和问题。所以需要针对澳门高教的特殊性和发展远景作深入、全面的思考,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化:知识建构还是话语策略?

学科是基于人对客体认识需要而展开的一种知识建构,它充其量反映了客体的部分本质属性。高等教育研究以及当代大多其他学科研究领域,越来越多地带有跨学科或者超学科研究特点,因此,关于它是学科还是领域之争,从认识事物本质属性或知识建构的角度而言,并不具有多大的探讨意义。但是,高等教育研究需要学科化,学科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以此为志业者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学科化诉求毋宁说是基于现实境遇而不得不为之的一种话语策略。

学科语境:教育研究方法的新视角——以“高等教育产业化”论为例

教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互动与回应,但必须警惕其对教育学科的控制与束缚。文章试图提出一种“学科语境”的研究进路。该研究进路坚持以当下存在的问题为中心关注,力求语境化地———即设身处地地、有差异地———理解和研究实践中和思维中的困惑,尊重任何一种学术问题存在的合理性,但又会深入地考察它所存在的具体学科情景,强调学术性而非政治性的、经济性的、抑或其他的批判态度,切实注重不同学科之间具体的限制和边界,探讨特定问题对学科场景的回应。文章试对“高等教育产业化”论进行剖析来解读学科语境的研究方法。

“任务-组织”范式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与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为代表的外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法律地位界定,存在着“私法化”与“公法化”两种声音。其中,“私法化”的观点倾向于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界定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或社会中介组织,赋予其以非营利性法人的私法地位。与此不同,“公法化”的观点则主张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视为受政府行政委托的事业法人。放眼域外,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赋予外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以独立行政机构或独立行政法人的公法地位,强调此类机构的独立性、公法性与专业性。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法律地位的重构,应秉持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进路相统一的立场。一方面,基于“任务决定组织”的行政组织法基本原理,赋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以独立的公法身份,推动学位中心与评估中心作为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的公法人化改造。另一方面,基于规制法的理念,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自律规范与自主治理机制,构建多元规制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规制治理网络。

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分布--基于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1980-2007年)的分析

任何学科都有对以往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诸如研究主题分类和统计分析的必要,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这种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同行反思过去的研究经历,另一方面可为未来研究方向的选择以及学科发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将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期刊论文分为高等教育思想、元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系统和院校管理四大主题是一种可行和有效的分类结构体系,这种分类不仅能鲜明地反映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需求。统计发现,大部分的研究属于高等教育系统和院校管理两大主题,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或"实践"取向是十分明显的。

我国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

在政府统筹推进高质量高等教育公平之际,我国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总量有所增加,其中北京、天津、上海、青海和宁夏5个地区始终处于前5位,而广西、云南和广东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始终排在后几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较大,但有逐年缩小之势,主要原因在于优质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省际差异的减小。从人口规模来看,我国人口规模较小省份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较高,但变化幅度较小,基本趋于稳定;人口大省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最低,但有增长趋势,整体优化幅度小于人口中等省份。对省际差异分解发现,2013—2016年不同人口规模地区间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有所缩小,但之后基本保持稳定,说明现有的区域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调整政策对均衡不同人口规模区域差异的作用基本饱和。因此,政府要加强对各地区适龄人口变化的监测,逐步弱化现有的以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为标准的招生计划分配模式。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流变

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要求。从空间上看,北美(主要是美国)及北美以外(主要是欧洲)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也呈现某些差异性。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历史变化和地域上的差异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放性、跨学科的特点。